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映与刷屏，使原本“不太景气”的官场小说成了聚焦热点。当诸多评论用“尺度大”的标签形容《人民的名义》时，我们要反思“官场小说”的难处。在我看来，它就像小说里的“鸡肋”：并不依赖多强的文学性，而是看重人物和情节背后的“社会意义”。在本质上，它还是一种“类型文学”。这样的话，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写轻了就丝毫没有震撼力；如果写重了又会对现实产生冲击。从晚清的谴责小说、民国的黑幕小说到新时期的“改革文学”，都能看到官场小说的原型和渊源。批判和揭露的力度是它的“命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尺度”。
拿捏尺度就是这类小说的最大“套路”。其中，不难发现一些规律：无论在哪个级别上，都会有正反斗争，出问题的往往都是副手；贪腐官员往往层级不高，最高不过省部级；人物往往脸谱分明，直接端出一个腐化分子，却并不展现堕落历程。难道作家会不知道这些局限？当然知道，但要想突破，却常常陷入两难。周梅森在接受采访时自言改编和审核的难度、压力。不过，在持续高压反腐的形势下，小说改编得到了较大自由。
很多人都会问，《人民的名义》尺度大在哪里？是因为作家写到了副国级高官、触目惊心的赃款、无处不在的官商勾结，还是正面描写了政治小团体、社会群体事件？我觉得这些都谈不上，因为与反腐的严峻现实相比，艺术虚构都显得缺乏想象力。观众感到尺度大，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同类题材基本都“避重就轻”。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火，是因为周梅森确实开始尝试“解套”突破。就像海岩的公安法制小说总要套一个言情套子，周梅森把反腐斗争装在了悬疑小说的盒子里。这个“扣儿”设得扣人心弦、充满诱惑。到底谁是泄密者，谁又是最后的“靠山石”？不往后看，你还真预测不到。这说明，作家把反派写得相当“日常化”，那种“灰色”显得真实，毫不刺眼。
此外，他还不忘扰乱视听，加上烟幕弹。李达康的独断、压制和可疑，给人一种忠奸莫辨的错觉。高育良教授出身，城府极深，摸不出底牌。真正的主谋反而有意略过，平淡寻常。但是，这个悬念如果拖得太长，把观者兴趣磨没了，失去耐心就不好了。
这正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高开低走的原因，它太想投合各个观众群的心理，加了太多与案情无关的生活戏、情感戏，犯了大忌。这些枝蔓透着无聊拖沓，就像年久未修的盆景，毁了反腐“主干”的遒劲。官场小说不需要面面俱到的肥皂沫，就像永远别在侦探推理里加太多婆婆妈妈。人物塑造上，周梅森也难以避免“一边倒”的情况，正面人物板正无趣，他们是剧情里的英雄，打赢了反腐，在艺术性上，却湮没在尘埃中。
这才是官场小说面临的最大悖论：很多人不喜爱正面人物的乏味，反而喜欢反面人物的多变复杂。还有人并不在意反腐主题，只是爱看勾心斗角、玩弄权术。艺术和现实价值，有时会产生一种分裂的张力。周梅森也无力拿捏这个“分寸”：祁同伟的畏罪自杀竟有“悲情英雄”的味道，高育良就像一个儒雅学者被奸商下了一个“美人套”，高小琴本是一个被玩弄后狠下心操控命运的可怜女性。你能看出，作家对他们的“同情”有时难免失了度。虽然《人民的名义》亮点不少，但却没能突破“清官思维”的窠臼。正面人物多是“空降”，反腐斗争大多寄希望于几个好官，在制度探索上却乏善可陈。
俞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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