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秘书李以建：金庸的功夫 世人只识得一半

金庸和李以建先生合照

　　编者按：昨天在香港举行金庸先生告别仪式，全球华人世界同悼。本版特别刊发李以建先生的文章，以此表达哀思。李以建先生曾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1995年后长期担任金庸先生秘书。本文论述金庸先生在时评政论、文艺批评、翻译著作、学术论文等方面的成就，多为人们所少知，它们同样构成独到、精彩的金庸话语世界。

　　时至今日，从官方到民间，从海内外的华人扩展到各国的读者，金庸小说可谓家喻户晓；从学术研究的刊物到中小学授课的课本，金庸小说的阅读和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金庸的社评却尚未全部结集成书出版，仍鲜有人论及，更不用说他以诸多笔名撰写的文艺批评、时评政论、专栏文章，以及翻译著作和学术论文，这些都尚处于隐学阶段。

　　笔者有幸于1995年来到金庸身边工作，亲聆教诲，在其亲自指导下负责查阅收集并编辑他的文章和著作。迄今为止，这项工作还在持续地进行，其中原因之一，即除了当年在报纸上刊发的武侠小说连载外，金庸早期曾翻译英文著作，为报刊撰写影评专栏、文艺批评，创作电影剧本及歌词；创办《明报》后则负责撰写社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自由谈”及时评政论，同时还从事翻译，乃至撰写学术论文，而且这些不同的创作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堪称一绝。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面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部分，二者是无法皆然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

　　社论

　　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超过了小说

　　反映出他对世界、历史、人性的洞察

　　从1955年2月8日金庸开始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刊发连载体小说《书剑恩仇录》，到1970年发表《越女剑》，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1970年3月，到1980年年中结束，一共是十年。从执笔初始到第二次修订终结历时二十五年，严格地说，其创作的小说作为报纸的连载体发表，应为十二年零七个月，因为《鹿鼎记》直到1972年9月23日才在《明报》上连载结束，以上还没有计算本世纪初的第三次修订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从2000年至2006年）。

　　与之相比，从1959年5月20日在《明报》正式创刊日开始撰写社评，直至1993年宣布退出，金庸整整为《明报》撰写了30多年的社评。报纸的社评从原则上说是每天必有的，之所以难以计算出精确的时间长度，因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报》中，偶尔会由于金庸外出而间歇性地暂停刊发社评，虽然这种现象极为少见。自上世纪80年代随着《明报》的成长和扩大，于1982年成立社评委员会之后，金庸因公务及社会活动繁忙不再每天撰写社评，只是间中就一些重大事件才亲手动笔，虽然每篇社评都经过他亲自审阅和修改，但有些社评的起草和初稿拟就已交由社评委员会的成员来完成。到1991年，金庸就波斯湾战争撰写一系列社评之后，基本上不再亲笔动手写社评了。尽管如此，金庸撰写社评的时间却丝毫不比其创作和修订小说的时间短，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小说；其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宣扬的鲜明主张，以及体现出的对世界的洞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把握，堪与小说媲美。

　　《明报》采用社评却不署名，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类形式上的选择，但究其内里，却可以看到，金庸不想采用一般通用的社论形式，是不愿意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就事论事，只作一种镜像式的被动反应，简单地跟随外界的舆论倾向和大众的情绪波动去人云亦云地议论是非和判定对错，而是十分重视自己能根据自己的原则来作出历史事件的选择和描写，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同时通过社评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信念。作为《明报》的创始人，他能集社长、总编辑和主笔一身，无需顾忌和权衡外界或其他势力的干涉和骚扰，也无需按照别人的意旨去选择历史事件、去做他人的传声筒。所以他强调要保持个人风格，包括选择自己“标新立异”的社评形式。有研究者认为，《明报》的成功得益于金庸小说的持续连载，诚然如此，但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真正令《明报》从小报跨入大报行列，并成为香港传媒的佼佼者，还应归功于其独特鲜明的时政评论──金庸社评。

　　总之，社评和小说是构成金庸话语世界的两大支柱，二者并行不悖，表面上各自独立，内里却又具有互文性。这为金庸研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源，既可以拈出小说或社评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独立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相互参照，探究其内在的互文性，从而更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金庸。换句话说，要研究金庸，既要研究金庸小说，也要研究金庸社评。我相信，金庸社评研究也将会像金庸小说研究一样成为一门显学。

　　时评

　　“评论自由，事实神圣”

　　毕生践行这一新闻理想

　　与社评具有异曲同工的则是金庸的时评政论文章，除了散见在其他报刊之外的，在《明报》上以专栏形式或连续发表的主要有：先在报纸上连载，而后结集成书，以查良镛之名发表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以“徐慧之”笔名在“明窗小札”专栏撰写的文章，以评析当时的国际重大新闻和事件为主，历时近六年；以“黄爱华”笔名发表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上的“论祖国问题”系列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谈”第117期起，到1964年3月9日止，共64则，之后结集成书《论祖国问题》出版。

　　颇有意味的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早期实行专制统治，甚至禁止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出版发行，因此，作为《明报》的创办人，金庸虽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可“就是台湾没有去过”。直至1973年4月，金庸终于获邀前往台湾访问十天。在这十天里，他会见了蒋经国、严家淦、张宝树等；前往金门参观，同军方将领交谈；还跟台湾文化界和传媒界的友人见面相叙；参观了台湾的公路和水利建设；了解到台湾公务人员的纪律严明和土地改革。于是，他就写下了37则的短文，每一则都简短地从某一特定角度写出自己的见闻及观感，或夹叙夹议，或纵论细剖，很有特色，堪称金庸政论文章的范例，集中而全面地表现出金庸撰写政论文章的所有特点，也体现出金庸从事新闻写作和时政评述所秉持的信念。

　　事实上，这是金庸先生投身报业之后一直信奉的信念，也是他毕生践行的新闻理想。无论是最初在报纸上从事翻译、撰写短小的评论，还是到后来自己创办《明报》，把握报纸的总体编辑方针，以及自己的诸多写作中，凡涉及新闻的报道和评述，他都坚持不变。直到退休离开《明报》，乃至今日，我相信他的信念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和动摇。2009年金庸应邀前往《大公报》参加报庆活动，他亲笔留下墨宝，勉励同行，并表祝贺，依然是：“评论自由 事实神圣 金庸 乙丑年夏”。

　　世评

　　伪装成金庸的同事徐慧之写专栏

　　既专业又省钱

　　“明窗小札”是上世纪60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这个专栏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为止，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总共近两千篇。

　　金庸的“明窗小札”是用笔名“徐慧之”来撰写的，在《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短文开头，他写道：“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何以在此金庸故意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扮演一个兼职的编辑“徐慧之”呢？

　　我以为，金庸采用了一种多重角色的写作策略，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他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金庸，以致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特别强调“明窗小札”是从“徐慧之”角度来看世界，来评论世界。金庸刻意隐去其作家身份，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从事新闻事业的时事评论者，他将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尽管事实上，是同一个人用不同笔名在撰写文章，但由于文类和内容的个个有别，因此其思考的方式、撰写的方法和文章的风格也截然不同。

　　其实，这从金庸曾使用诸多笔名可以窥探出他的用意。他曾在《新晚报》和《大公报》以“姚馥兰”“萧子嘉”“林子畅”“姚嘉衣”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笔名撰写戏剧评论、文艺批评和电影剧本，以“乐宜”“子畅”“嘉衣”等笔名翻译纪实性报道和艺术评论，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小说。创办《明报》后，除了撰写《明报》社评不署名外，他继续用“金庸”笔名发表武侠小说的连载，撰写“三剑楼随笔”专栏文章，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显然，他有意识地用不同的笔名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既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

　　金庸采用的这种写作策略，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三种身份的重叠，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错，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的泾渭分明。即小说就是小说，新闻就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归艺术虚构，新闻评述则归事实陈述，各自凸现其特色。

　　另一方面，金庸在行文中特地表明自己只是一名“明窗小札”专栏的编辑和作者，每天都要阅读众多的投稿和读者来信，并从中编选出适合刊登的稿件，乃至称金庸只是“徐慧之”的同事，经常在一起讨论和策划这个栏目，力图将自己作为总编辑和社长的身份隐去，在读者面前扮演一名称职的编辑和擅长于国际形势评析的时事评论员。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

　　这种写作策略可以理解。自创刊到60年代初，由于《明报》处于创刊初期，经济能力不允许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放手招聘多名编辑，并广邀各个领域的作家来撰写文章。对外，他必须负责以《明报》名义的所有应酬和活动，乃至商业的谈判、交往等等；对内，他必须完成总编辑需要承担的所有工作，从整体的策划、编前的会议，到最后版面的审阅、大样的签发和送交印刷，直至报纸发行到市面，香港称为“出街”为止。这还不包括他日常需要操心的人事安排、资金统筹和调配等等诸多的报社事务。

　　从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来看，他既是报纸的主笔，也是报纸的作者。金庸经常每天在《明报》上甚至扮演了四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一张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这是现实的必要，无可厚非，却也是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金庸堪称报界的第一人，因为这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几个月的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每天写作担当。

　　翻译

　　涉及报道、艺评、小说、随笔

　　大胆使用广东方言，使译作更接地气

　　金庸翻译的作品相当多，其涉猎的领域也相当广，在此仅分门别类举起荦荦大者，借一斑以窥全豹。

　　新闻纪实性的长篇报道。如他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著名记者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到1951年9月22日，共分为341则，在《新晚报》上连续刊登。随之，他又以“乐宜”笔名翻译了《朝鲜美军被俘记》，是原载于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由记者哈罗德·马丁（H.Martin） 撰写的报道，译作共分为8则，从1951年10月22日至29日刊载于《新晚报》的“下午茶座”版。之后，从1952年1月开始，至当年的6月5日，金庸以“乐宜”笔名翻译了英国记者R·汤姗逊撰写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共138则，也在《新晚报》上连载。《中国震撼着世界》和《朝鲜血战内幕》在报纸连载后都结集成书，最早的版本为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的，1953年2月的《新晚报》上还刊有发售新书的专门广告，前者分上下册，定价港币五元；后者一册，定价港币二元五角。

　　文化艺术的评析。如金庸以“子畅”的笔名翻译了美国左派剧作家J·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于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共分86则，在《大公报》上连续刊载。此外，金庸还用“林欢”的笔名翻译了《荷里活的男主角》（上、中、下），1954年6月17日、18日和19日，分3则；《论“码头风云”》（上、中、下） ，原作者 John H.Lawson（美国），1955年4月11日、12日和13日，分3则；《我怎样学舞》，原作者乌兰诺娃（苏联），自1956年5月30日至6月10日，分12则。以上均刊载于《大公报》。

　　生活情感的知识和社会哲学思考。前者，如以“子畅”笔名翻译的法国教授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 从1954年10月25日到1955年1月10日，共分74则，在《大公报》上连续刊载。后者，如以“金庸”之名翻译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于1963年的《明报》上连载。

　　金庸翻译的小说，取自（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于1956年4月出版的金庸译作《最厉害的家伙》。作者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1884-1946年）曾作为战地记者亲历墨西哥战争（1912年和1916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成为报纸体育专栏的撰稿人和作家。金庸在“译者后记”里称其“是美国小说界的一个怪才，他所写的小说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常有意想不到之奇”，“写的大都是纽约百老汇黑社会中大大小小的人物，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的情况”。

　　金庸的译作中也使用了很多香港本地方言——广东话，令整部译作更接地气，尤显风趣。由此反观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无法见到其模仿的明显痕迹，但译作突显出作者以轻松幽默、诙谐调侃的笔调对不同人物的把握和刻画，篇章结构的精心安排，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刻画，显然都可以在金庸笔下找到某些隐藏式的蛛丝马迹。

　　论文

　　专一精深，始终只执着于中国史

　　不走八股套路，也不屑作冬烘学究

　　同译作的领域广泛且多样迥然不同，金庸的学术研究领域显得专一精深，从早期因创作小说而撰写学术研究论文，到退休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用英语完成具有专业研究水平的论文，他始终执著的是中国历史。《袁崇焕评传》《成吉思汗家族》和《关于“全真教”》均属此范畴。

　　与众不同，金庸的学术论文不走学院规制的八股套路，既没有那种材料堆砌和例证迷宫的掉书袋，也不屑于作冬烘学究式的精雕细琢，在平白素朴的叙述中却每每提出独特新颖的见解，道出前人所未道。读金庸的学术论文，一点都不沉闷，仿如阅读文学作品似的引人入胜，不忍歇手。而这一切并非来自虚构，也不是根据事实的非虚构，而是处处有典可据，有经可考，皆有出处。引经据典不是照搬他人的原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是完全消化了对方的观点，或吸收了他人论证的史料，又用金庸自己的话语来叙述。

　　金庸的学术论文深受他的文学创作思维影响。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是深刻表现人性，因此观察人、剖析人、描写人，都是作家最擅长的，也是他看待一切事物的首要切入点。文学创作的思维模式根植于金庸的内心深处，这就形成他在考察和评述历史或事件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将历史的当事人摆在首要的位置。

　　以《袁崇焕评传》来看，首先，金庸是将人物的评判作为历史变化的重要依据。例如，金庸沿用了前人及同代人的观点，即认为明朝的衰亡并非因末代皇帝崇祯所致，而是源于万历年间的明神宗，他以“贪盖天下，懒极千古”八个字将这个昏庸皇帝身上那种无法理解的人性深处的古怪、扭曲、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指出他正是将整个王朝带入腐败没落的罪魁祸首。其次，金庸是以人性化的眼光和丰富的情感去阅读历史资料，去做出分析和评判，他谈道：“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

　　研究金庸的不同话语及其构成的整体话语世界，就必须将金庸的话语置放在其原初产生的语境中加以还原分析，同时再探讨其在当下语境中所产生的持续作用和特殊效力。唯有如此，才可以窥探到金庸话语充满诗学的因素、在历史叙述中所采用的种种修辞策略，以及金庸所持有的评判历史的原则、对人生和世界所秉持的理念，等等，才能真正彰显出金庸话语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供图/李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