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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天同庆，就有灯火阑珊。人们眼中所谓反传统的一群，过年有自己的形态和主张
农历腊月十八下午近四点，老妖和王珂就坐在小区对面惟一的饭馆里吃饭。找到他们太容易了，因为饭馆里只有这一桌客人。
两个人个子都很高，头发一个比一个长。“你们吃的算是中午饭吧？”老妖答：“对，不，应该是早饭。”问他昨晚几点睡的？答：“今早11点半。”“为什么晚上不睡？”“咳，也没什么可睡的。”
一切都和平时一样。不经提醒，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年之将至。他们既不打算过年回外地的老家，也不打算出去旅游，该怎样还怎样，这种状态，已经七八年了。
老妖：其实，我特别怕失去
老妖，本名姜世隆，1980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现在的身份，是“西山老妖”乐队的主唱兼树音乐文化传播公司的执行总监。这一年，他为扎在北京城角角落落的一批地下乐队张罗演出，王珂就是其中“病蛹”乐队的主唱。
老妖的家在青岛，父母常年在俄罗斯做生意。老妖初中毕业后就被家里送到北京来上高中，为此父母还给他在北京买了一套三居室。从高一开始，老妖就一个人过了。
“过年父母亲会回来吗？”
“不一定。”
“如果女朋友叫你去她家里过年，你会去吗？”
“不一定。”
“你会找个朋友来陪你过年吗？”
“不一定。”
老妖的这个春节，注定会像往年那样，在无所谓中开始，也在无所谓中结束。
“其实我家亲戚对我特好，但我总觉得去人家过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老妖心里，过年就是要和最亲的人在一起，如果不能，就宁可自己呆着。可是父母亲在俄罗斯，他们不会特地回来。
一个人困在房间里，这样的除夕，老妖至少过了六七回了。煮袋速冻饺子，然后和往常一样弹琴、写歌、上网、看碟。电视节目是绝对不看的，朋友扎堆喝酒是绝对不去的。有的时候，听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声，也会想想小时候的年，“跟父母在一起吃饭，能自己放个炮，拿个压岁钱，给父母、爷奶磕个头，最高兴了。”如果身处这样的画面里，身边再加上憧憬中的老婆孩子，那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年。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宁可一个人过。
这两年老妖过的是晨昏颠倒的日子，平时都是天亮才睡觉。但他清楚记得去年的三十晚上，他想事想得伤感起来，到了两点半钟，那一会儿，全国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撑着眼皮守岁，而他这个平日里的夜猫子倒早早钻进了被窝。那是他一年中睡得最早的一天。几天后，母亲从莫斯科打过电话来，他沉默，母亲在电话里哭了。
老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内向。可能是内向过了头，以至于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多说什么。母亲去俄罗斯后第一次回来，他去机场接，叫了一声“妈”，就竟然红了脸，然后低下头无话可说。其实他心里怦怦直跳，真想上前去拥抱妈妈，可又实在不好意思。那天晚上，妈妈来给他掖被子，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他感觉像被电到似的，表面上假装睡着，却在黑暗里流下泪来。
老妖屋里，很多的东西都是双份的。喜欢的碟一买就要买两张。特别喜欢的，甚至有10张。他生性忧郁，但是却爱一遍一遍地看喜剧片，对剧情熟悉到会为下一个可以预见的可笑镜头而提前狂笑起来。“其实，我特别怕失去。”老妖说。
王珂：为什么一定要过年呢？
虽说都不回家，但与凄凄苦苦的老妖正相反，王珂的年是热闹喧腾的。
过年的时候，乐队人手不齐，没法演出，倒正好用来聚会。与一大帮同样不回家的兄弟聚在一起，买肉买菜，在房间里自己做饭，喝酒聊天，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到外面放放鞭炮，几年来他的年都是这么过的。对王珂来说，年的含义已经从亲情蜕变为友情，“很舒服，很自然。”
王珂是贵阳人，1998年来北京，落脚在地下摇滚乐队聚居的树村。来的第一年，“一高兴就没回去。”
在贵阳的时候，王珂还不是乐队主唱，只是喜欢听摇滚而已，是树村把他定了性。在老家，他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几乎找不到一个朋友来谈谈钱和女人之外的东西。可是到了树村一看，“哗，全是同类！”这是他喜欢呆在北京的原因。
王珂觉得，树村就是一个乌托邦，住得久了，难免生出一些思古之情，向往一种“纯粹”的生活。在王珂看来，心里没有了敬畏，耳边没有了鞭炮，现在城市里的年已经丧失了本真的意义，沦为一种送礼拉关系的工具，喜气洋洋的枷锁。“为什么一定要过年呢？咱过点别的不行吗？”
比如说过冬至！前些日子，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突然过来狂敲他的家门，叫他一起去过节。一问，原来这一天是冬至。他们烫了一壶黄酒，捧出刚出锅的驴肉，黄酒就驴肉，聊聊音乐，聊聊朋友，过得煞是温暖有滋味。“这样的节多像节啊！”王珂说。
留下来过年是因为这儿有一个他属于的圈子，不回家过年也是因为那儿的圈子不属于他。
记得来北京的第二年，架不住家里催促，王珂回去过一次。“回去也没什么事干，就是睡大觉。”王珂说：“那个‘场’不对。”
当时除了在家呆着，他没地方可去。他最怕的是走亲戚。因为留长发，有时扎一头小辫，有时染成黄色，亲戚们见了他每每用异样的眼光先打量一番。“他们挺好发问的。张嘴就是，你现在干吗呢？”然后苦口婆心地劝诫一番，生怕这孩子不务正业，或者误入歧途。对这样的问题，平常可以不理它，可过年时问话的都是长辈，不理又不合适，只好有一句没一句地支应着，不仅自己，父母在一边也跟着尴尬。一来二去，过年走亲戚，成了他沉重的心理负担。
王珂1977年出生，哥儿仨里排行老幺。爸爸是贵州地方戏演员，现已退休。从前，他跟老爸也没法沟通，觉得所谓的交流很让人反感。但现在，他对记者说，“我老爸思想很前卫，要是赶上这个时代，肯定是个搞摇滚的。”——他想哪天回家与老爸做番长谈，但却不想在过年的时候。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红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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