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影片《孔雀》具有某种暗示：片名《孔雀》象征年轻的心灵对青春的憧憬。孔雀开屏时美丽，平时的常态却是羽毛收起，朴素简单，甚至会比较难看。沉寂冷清、平淡无奇永远是生命的基调，突然的惊艳只发生于瞬间，而且必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但凡人、包括本文的主人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孔雀寂寞
顾长卫木讷。顾长卫低调。顾长卫喜欢站边儿。
一次，妻子蒋雯丽在闲聊时问他：“你为何老是很不情愿接受媒体采访？”顾长卫仰望天花板愣了半晌说：“我要控制自己的知名度。”
《孔雀》表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一座小城市中的几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生活片段。顾长卫说很多细节都是自己的童年记忆。“那时的人流行一句话，啥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就是‘左手一个白糖罐，右手一个红糖罐，想吃白糖吃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普通家庭的孩子，大都有过偷吃家里食糖的经历。我们家糖罐锁在父母的房间里，他们下班回来那房间门才会开，我偶然太想吃糖的时候，就会趁他们不注意时，掀开那糖罐，舀上一勺，‘哗’地放在嘴里，然后闷嘴出门细细品尝。我妹妹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孔雀》会有一段发糖的戏。”
顾长卫的母亲是他的中学老师，父亲则是他的小学老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环境会造成很大压力。比如，在学校里有点表现不好，当晚消息就会反馈到父母那儿。从这个角度考虑，他就不能不让自己在表面变得比较平和，做得让老师、家长、周围的人都觉得是一个规矩的孩子。慢慢，人就有点蔫了。
顾长卫如果在外边惹了什么事，回到家里，不分青红皂白，先得挨顿揍。有一回爸爸揍他，像踢足球一样，“咣”一脚，把他贴墙上了，然后才落下来，像动画片似的。再有，从小学到初中好长一段时间，他说话老是打磕巴。严重时，每一句话之前他都得把它想好了再说，有点像现在每拍一个镜头之前，都要先走好了位置，否则张开嘴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少年顾长卫，生活相当辛苦。父母早出晚归。他有两个妹妹，放学回家得先做饭，然后再骑自行车到托儿所接妹妹，前后各驮一个，那时，他的高度还不够坐车座上，只能把腿从车横梁中间伸进去蹬，可蹬着蹬着，“咣当”坐在前边的妹妹就掉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城里没有煤烧，他还得到郊外去打柴。他还曾经跟同学们一块儿捡破烂。
1976年，高中毕业，因父母双职工，家里又有两个妹妹，所以留在城里没下乡。在家里晃了两年，顾长卫觉得不带劲，开始到外边干临时工，老是三班倒，常常累得脸都青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很侥幸了，虽然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可干了半年临时工就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上海出的“钻石”牌。毕业不久就能有手表戴，顾长卫觉得在同龄人里自己算是混得很不错了。
初中到高中，有五六年时间，他和一些同学去离家不远的工人文化宫义务帮忙。那里有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如果晚上放电影，他们就站在门口帮着收票。结束后，再打扫卫生。在文化宫帮忙那几年，顾长卫现在回想非常开心：“第一，我会画画，而他们也老在办各种展览，或者有各种演出，所以老有让我做的事情，生活非常充实；另外，一周至少三到四个晚上有电影。那时候人们太爱看电影了，很多电影看过好多遍，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可再演还是愿意去看。站在电影院门口收票，觉得非常享受，虽然权力有限，可要是有同学或朋友来，就我一挥手全呼啦啦进去了。正因为不是有意识去学习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熟悉了电影，才跟电影结了不解之缘。”
命运抓阄
顾长卫曾想考美术学院，后来听别人说北京有个电影学院，心想倒可以试试。可自己没有专门学习过电影知识，堂兄顾长宁是录音师，替他找了两个摄影师，见了面恶补一下，然后去北京考试，居然考上了。
1998年，顾长卫曾经和李嘉诚合作，导演拍了40集由真实人物故事组成的系列纪录片《知识改变命运》，每集时长仅一分钟，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微型故事。片子里最让顾长卫震慑的是《一根稻草，两种命运》。故事的主人公姐姐肖琴五年级，妹妹燕云二年级，都喜欢读书，当盼到开学的9月时，却在妈妈手里攥着的两根稻草前呆住了———“家里只供得起你们中一个去上学，这两根草一长一短，抽到长的去上学，抽到短的就留在家里做事……”妹妹抽走了长的稻草，一脸灿烂的笑。妈妈对肖琴说：“你就认命吧！”成绩一向优异的姐姐只能辍学干农活。
顾长卫对这个故事一直记忆犹新，不敢忘怀。如果当年去考美术学院而没考上，后来的他不知其命运会如何？顾长卫一直记得1978年收到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一刻：那年夏末的一天，他跟朋友去西安工艺美术厂看看招不招工。回来的路上赶上大暴雨，快到家时已雨过天晴，院子里的两棵大桃树被暴雨折断了，地上都是桃子。迈进家门，感觉全家人眼神有点不一样，显得异常平静。最后终于有人沉不住气，说电影学院给你来信了，自己拿去看看吧。打开信封一看是录取通知书。吃晚饭时，他怎么吃也吃不完半个馒头。
“在这之前的20多年我都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高兴。感谢命运，我抽到了长稻草。”顾长卫说起往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羽毛丰满
顾长卫是有幸的，上电影学院正好碰上开始改革开放，学习气氛特别好。有机会看电影，有机会大家一起讨论，可以海阔天空地去想未来。那时老师讲的还都是老教材，但是能看很多新片子，有时候一个星期两三天都在看片子，一天能看两三部。
同学至今记得顾长卫一段往事：当时78级学生联合拍摄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田野》。那是一部并不成功的习作。期间发生了一小段插曲—————
有一天顾长卫站在架着摄影机的升降车上，正拍的故事是一个兵团的知青牺牲了，顾长卫的情绪一下很受触动，他一边说话一边抽烟，谁知被一位指导老师呵斥，要他马上把手里的烟掐掉。顾长卫感到扫兴，跟老师解释为什么要抽这口烟。可老师板起脸对他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抽烟却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一个优秀摄影师应该养成的好习惯，就是要把心里的兴奋劲用在最需要用的点上。光知道激动，而不想着如何去表现，那只能算是个很一般的摄影师。”
打那以后，顾长卫就把这句话永远记在了心里：越是兴奋，越要保持冷静。
1982年，顾长卫毕业被分到西影厂。
1983年，顾长卫当上二助，拍了一个《再塑一个我》。接着是一个戏曲片《三官点帅》，做了半部片的大助。
1984年底，顾长卫做摄影，拍了滕文骥的《海滩》。
顾长卫跟张艺谋是同班同学。老谋子的成名作《红高粱》的摄影是顾长卫。两人的交情可谓不浅。不过，在拍摄《菊豆》时，差点跟张艺谋翻脸。
那天是拍巩俐和李保田的激情戏。中午开拍，可顾长卫老不想拍。他觉得要等到天色再晚一些，等它产生光的那种冷暖关系，然后那角度会照得人物更加柔和。但是，张艺谋非拍不可。而顾长卫又非得坚持。顾长卫被张艺谋提前支回了驻地。顾长卫觉得张艺谋违反原则，他要是做摄影师也肯定不愿意这么做的，便想跟他杠一回。于是，联络了几个摄制组的成员酝酿在饭桌上拍桌子。“不过，最终那只是一次闹事的构想，”顾长卫说。那天张艺谋应该看出了端倪，他和巩俐特别在吃饭的时候过来找顾长卫，两个人谈了一会，冰释前嫌。
“谢谢雯丽”
很多人揣测，顾长卫娶到蒋雯丽肯定没少下功夫。但顾长卫非常肯定地说：“我还真没什么绝招。我就是木讷，就是反正我做这个事了，就一天一天认真做下去，这可能会让人觉得踏实一点吧。然后我也没感觉有什么竞争者。可有时，对于特美的大美女，人们反而就望而却步了。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刚上电影学院，蒋雯丽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一部介绍《红高粱》拍摄情况的纪录片，顾长卫在镜头前做着各种鬼脸，手中还挥舞着根高粱秆。蒋雯丽觉得顾长卫很生动，留下了印象。
二年级时，朋友邀她去参加顾长卫的生日晚会。蒋雯丽想看看顾长卫是不是她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子，就去了。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说了很多话。蒋雯丽还告诉顾长卫她想留级，顾长卫便很认真地替她出主意。蒋雯丽觉得顾长卫是个很热心的人。
顾长卫去日本为《菊豆》做后期，回来便打电话给蒋雯丽，说有个小礼物要送她，并说想和她一起吃饭。蒋雯丽觉得不好意思，就婉言谢绝了，吓得顾长卫再也不敢找她。
几年后，蒋雯丽主演电影《神秘夫妻》，住在北影仿清楼。刚好顾长卫在北影筹备《霸王别姬》，也住在那里。两人虽常碰面，但彼此都笑得很腼腆，并不多说话，相互的关注却在一天天加深。到拍摄《霸王别姬》时，成了恋人。
蒋雯丽坦言：“他特别可爱。相处越久，蜕去外壳，越觉如此。我感到十分的幸福。”
顾长卫则认为：“对于我来说，她永远是个意外和惊喜。她的变化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电影《孔雀》的最后特别注上“谢谢雯丽”的字样。拍摄中，正赶上“非典”，人根本无法预知会是什么结果。而蒋雯丽，还有儿子铁头，都赶来和他在一起。“就像战争了，你跟你家人在一起，感觉特别好。”顾长卫动情地说。
生子如父
顾长卫老琢磨三岁的儿子铁头。他说：“如果没他的话，很难知道自己两三岁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儿。人要在上小学之前才开始记事儿，再往前的事情，是没法儿回忆的。别的不说，儿子看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像我。还有他挺稳重，喜欢观察，也爱发愣，模样都像。从他身上，我感觉有些东西，可能真是与生俱来的。再比如，有一天他看电视上的《动物世界》，只要一看见动物之间互相争食撕咬，他就惊讶还又爱着急，脸上都能带出来。还有一个细节，比如他哭厉害了，本来怎么哄怎么劝都不行，可只要一看见他妈妈哭了，可能比他还难受，儿子眼泪虽然还在脸上挂着，但先就自己不出声了，接着马上就会走过去劝他妈不哭，劝着劝着就把自己哭的事儿给忘了。这件事还真是屡试不爽。从这里也能看出些他的心性来。”
开屏以后
《孔雀》得奖。顾长卫抱回了“银熊”。寂寞的“孔雀”不再控制自己，频频向媒体“开屏”，甚至还显出几分少见的猴急。因为尽管他再耐得住寂寞，可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孔雀》。如果不是因为《孔雀》，顾长卫不会如此高调出现在各个媒体面前的。
孔雀普通，平时貌不惊人，可它冷不丁会轰然展示一下自己的翎翅，让人瞠目结舌，这像顾长卫。
《孔雀》占上了高枝，有人问顾长卫以后目标，他说：“《孔雀》能开个好头，接下来两件事我都能做：有好剧本就做导演；没的话就给人做摄影。一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我才会去做！在《孔雀》的结尾里，弟弟说，‘我仿佛记得爸爸走的时候，已经离立春不远了’———这就是我下部电影《立春》的预告。”（左图为电影《孔雀》中的一组镜头）
区为之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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