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迎来法国“新浪潮祖母”(组图)_影音娱乐

北京迎来法国“新浪潮祖母”(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3月05日00:58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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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电影回顾展”在京开幕，阿涅斯·瓦尔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77岁高龄的瓦尔达非常幽默，她说：“北京媒体对我的介绍是‘新浪潮之母’，而在其他国家的介绍里都称我为‘新浪潮的祖母’。”本报记者李飞摄

瓦尔达（中）与丈夫雅克·德米（右）在《短岬村》中。

　　《南特的雅各》是瓦尔达为自己丈夫拍摄的影片，她充满怀念地说：“当你想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好。”

　　本报讯（记者张璐诗）法国驻华大使高毅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她———她代表着法国从经典到当代的精神。大使言语中的那个“她”就是昨天借由法国文化年之“法国电影回顾展”在京开幕的机会，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

　　昨天，“法国电影回顾展”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开幕，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和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多都赶来捧场。现场的焦点人物绝对是77岁高龄、染了一头红发的影像大师阿涅斯·瓦尔达，这是瓦尔达继1956年后的第二次访京。她的打扮极为时尚，一登台就举起自己的小相机对着台下连拍。她解释，刚一上台就拍照，是想看看大厅里有多少人；她发现那么大的厅里也坐满了观众，是对一个电影工作者最好的奖赏。顺便说一句，开幕片播放的是瓦尔达献给已故丈夫雅克·德米的作品：《南特的雅各》。

　　法国大使高毅致词时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她：“瓦尔达代表着法国从经典到当代的精神。”瓦尔达自己则打趣道：“假如我站在这里是代表法国电影，像一个旗手走在前头的话，也许是因为我个头最小”。没等现场笑声停下来，她接着说，来之前“惊喜地”读到北京媒体对自己的介绍，都称她为“新浪潮之母”；而在其他国家，介绍里都称她为“新浪潮的祖母”，于是觉得来这里自己也年轻了。

　　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陪同瓦尔达从法国远道而来，他大力为资料馆“做广告”：全世界的电影产业都有失忆症，1936年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创立，是为了保存快要遗失的默片：“现在我们也要继续保存影像记忆”。他说，新的资料馆在巴黎刚有了新地址，正好这时也迎来了“法国电影回顾展”在中国的开幕。瓦尔达“透露”，本来想邀请来京的是苏菲·玛索，而现在请了自己来，“看来主办方是想要保存电影的某些方面”。

　　这次的“法国电影回顾展”将展出41部原版电影，3月底，法国新一代名导演雷奥·卡拉克斯也将到京与观众见面。

　　瓦尔达：我的观众必须有智慧

　　“新浪潮”没有条框

　　新京报：你作为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中最早的女性导演广为人知，你对这一发生在上世纪法国的电影图景有何看法？谈谈你对当年的朋友哥达尔、特吕弗的印象？

　　瓦尔达：“新浪潮”不该是一个限定性的称谓，更不是制度式的东西，没有条框。只是在1960到1970年，恰好当时拍电影的一代人身上都有这些特征：必须都很年轻，拍的电影都是小成本制作，以自然景观为拍摄场景；但每个导演个性都不同。

　　阿兰·雷乃、特吕弗、戈达尔、我、雅克·德米，拍电影的目标、手法、需要都各自不同。我在1954年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我认为自己拍得比他们所有人都严格。特吕弗自己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他拍的东西都很感性；雅克·德米的电影总是充满了阶级矛盾，就算是爱情片，观众总能看到底层人的奋斗在里面。戈达尔绝对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才，他的镜头纵横东西，很多时候让人怀疑不知道是不是能让人看懂的。他从不停止探索、试验，我们需要这种人———明知道飞不起来也不断尝试飞翔；而且每次都想在电影里放进一点哲理，或者是政治意义、社会意义等等。同时戈达尔的影像是绝美的，他就像影坛的毕加索。

　　我一直保留着矛盾性拍电影

　　新京报：你的创作生涯超过50年，你觉得各阶段的创作有何共性？

　　瓦尔达：看我片子的话，50年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很容易就能看到。但某些东西我一直保留着，像我一直保留着矛盾性拍电影，强烈反差，就像存在于法国里面的贫富差距———法国算是富有的国家，但很多穷人至今仍要吃我们吃不完浪费掉的饭菜，这是很令人不安的现象。有时候就因为这些不安的景象，就会引发我去拍一部电影的念头。我想通过影像去跟观众讨论问题，我的观众必须是有智慧的。但我通常不用煽情手法。

　　新京报：你不仅导演，也像其他好些导演一样，将自己或者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影中，这样做出于什么考虑？

　　瓦尔达：从前大画家伦勃朗也自画了很多肖像，那不是自恋，那是自我表达的其中一种的方式———自己看自己。我参与电影的角色扮演也一样，那是证明我没有抛弃这部电影，我也是自己电影里的素材，我的声音是我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我的拍摄对象都对我坦白有加，毫无保留，讲他们的故事；我也应该加入他们，我不该藏在摄像机后面。我在一天天变老。

　　当雅克·德米的寡妇我觉得自豪

　　新京报：这样你会不会沉浸在影像的回忆里？

　　瓦尔达：我完全没有沉浸在回忆中，我一直活在现在，就像这一刻跟你在一起。你我本来不认识，但来之前你对我有一些了解，跟我对话，我们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现在你也成为了我的电影。艺术需要分享，在巴西，曾有个影展，20天连着播我的电影，之后我才知道，我很高兴，就像刚刚看到大厅里坐满了人看我的电影一样快乐。分享不是自恋，一起看这出电影，然后感动落泪。我们看伦勃朗的画，几个世纪以前的艺术，我们至今在欣赏，那些画面熟悉又陌生。至今我都保持着浓厚的好奇心，我喜欢很多人跟我在一起，喜欢探索新的事物———最近我还有了新的事业———2000年起在一个博物馆做装置，现在我正在学习电脑上的“PHOTOSHOP”。

　　在巴黎，我在做的是主题关于“寡妇”的装置，每个周日十几个寡妇一起喝茶聚会，说自己的生活。观众进场，选择自己的椅子、戴上耳机，4分钟的聆听时间，然后可以转移到另一把椅子上。我自己也是个寡妇，而且是雅克·德米的寡妇，我为此觉得自豪。做这个“装置”，跟我拍电影完全无关，但目前对这个新“工作‘我挺满意。

　　我感觉自己跟雅各一起来了北京

　　新京报：《南特的雅各》对你而言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

　　瓦尔达：我在现场看到放这部片子，感觉就像我跟雅各（瓦尔达丈夫雅克·德米的昵称）一起来北京一样。《南特的雅各》是他说他太累了，才让我来拍。因为那是关于他童年时候的往事，他高兴极了。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一起浸在雅各童年的回忆里，回到当时没有大众媒体、娱乐诱惑的简单时代。

　　我拍这部片子，就像给雅各做一本“回忆录”。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逐渐发现，他拍的电影好像《瑟堡的雨伞》之类，很多是关于上一代与下一代的隔阂，以及社会阶层的差异，这些影响全都来自他的童年经历。

　　给雅各拍这部电影，对我就像个游戏，有时需要在影片中找故事，有时则在现实里找我需要的“电影”。

　　雅各一生都把自己当成一个背景和素材———记得当时雅各还在世，但病得很厉害了，他正在写《回忆录》，他也只是写事实，很少带个人感受。1991年和2000年的摄影技术可大不一样，当时我想尽可能地捕捉雅各的一切，他的身体、发肤——要知道，当你想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好。他眼睛的颜色很美，但你看着里面，同时会觉得当中充满悬念。平静，而痛苦，那是当时的雅各。他在生命终结前的最后一年还扶着摄像机，给我细碎的灵感。他几乎参与了整部片子的剪辑。

　　新京报：听说你的孙子在北京学习？

　　瓦尔达：在北京跟孙子重逢是极大的惊喜。孙子来北京半年了，现在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汉语，然后可能选修导演或者电影摄影。孙子经常跟我通电邮（这么说着时，她对自己紧跟潮流沾沾自喜）。

　　名词解释

　　法国电影新浪潮

　　从1958年到1962年的5年间，大约有200多位法国新人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他们一致地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优质电影”。这种“优质电影”实际上是一种被大众兴趣所左右的，按照陈规俗套制作的商业影片。这一时期的电影新人们则是要以一种艺术趣味来替代商业趣味。他们声势浩大的奋起推翻和打碎旧存的制片秩序，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汹涌潮流冲击面来。同时，不仅改变了法国电影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电影的面貌。1962年《电影手册》杂志在特刊上正式使用了“新浪潮”这一名词，“新浪潮”作为一次电影运动（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三次电影运动）被载入史册。

　　新浪潮之母瓦尔达

　　瓦尔达的十几部电影作品在中国台湾第8届女性影展放映时，主办方曾这样评价她：瓦尔达向来是女性导演的指针性人物，她的拍摄技巧、观点与关怀，深及女性生活的各个阶层与角落，除此之外，她的影片总是透露出浓浓的一股对于生命的热情希望，以一种柔和的手法，却又潇洒、大胆的特质，叙说着女性生活世界，画面与故事剧情总是光明。

　　她的主要作品有1954年的第一部影片《短岬村》。此后拍摄的《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扬科叔叔》（1967）《尤利西斯》（1983）《南特的雅各》（1991）《拾荒者》都是非常有成就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