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一书，从媒体时代对儿童的限制和影响入手，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在喧嚣的消费时代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欲望叙事和商业修辞侵袭了儿童的话语土壤和想像空间。媒体魔法取代了儿童的个性游戏。商业广告和大众文化滋养下的儿童形象日趋成人化，少女被设计成了性感无比的“野蛮女友”，熟门熟路地模仿着搔首弄姿的明星。成人的美学主张在媒体的播种下，成为儿童
的精神模板。在这个泛娱乐时代，儿童难以摆脱“被看”的命运，成为大众逗乐的工具。大众有一种畸形的癖好，他们愿意观看儿童对成人的戏仿，这种不伦不类的娱乐性场面让他们感到满足和得意。儿童对成人生活的虚拟认同，是媒体霸权无限扩张的恶果。孩子和大人们一样置身于暴力、色情画面和肥皂剧面前，他们根本不需要像过去的孩子那样靠窥视来获知成人生活的信息，因为他们已经被成人的符号世界所包围。母亲看上去跟女儿一样年轻，女儿看上去跟母亲一样成熟，这不只是一种视觉的错位，而是文化的异化。尼尔·波兹曼断言，童年的衰落预示着美国文化的普遍衰落。其实，这种扭曲不只是发生在美国。消费文化的膨胀和大众媒介的强势介入，使得儿童丧失了美学抵抗的能力，成为戴着儿童面具的灵魂空壳。
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父权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让孩子用孩子的方式说话，也是“救救孩子”的一种手段。鲁迅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尊重儿童用自己的方式思维、梦想和表达的权利。
今天，“低龄写作”在媒体的炒作下被冠以“新新人类”、“80后”之类的名号，写作内容却是成人化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在作品中大谈情感与欲望，用的是那种比较老道、暧昧和“酷”的语言，有的小作家甚至用三角恋、婚外恋的模式来描写青春期情感，企图演绎《花样年华》的青春版。与之相对应的是，成年人开始“扮嫩”，大学校园流行“奶瓶族”，网上尽是“东东”、“PP”之类的童稚化语言。到底是什么东西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微型的成人和苍老的儿童都是一种文化怪胎。尼尔·波兹曼说：“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童年的存在，这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它已经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在快餐文化的催动下，一切似乎都可以速成。被传媒操纵的少年作家、少年明星、少年天才更是迫不及待地践行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暴得大名的孩子如韩寒之流，只能不断地口出狂言来掩饰内心的浅薄。
童年的流逝加剧了当下社会的势利和世故。童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显示了一个时代的诗性气质。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白发苍苍、血管硬化。”拥有一个天真无邪、纯洁美丽的童年是生活勇气、信念、信心和激情得以长久持续的保证。
童年不是一种疏离的经验，它给人以亲切感。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态度和立场的形成，都能在他的童年里面找到依据。一个人只有在童年时期充分地游戏、幻想，才能够获得一个健康、成熟的人生。童年乌托邦看似无用，像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却不容许从人的一生中删去。只有技术神话、商业陷阱、明星绯闻的时代，终将是一堆心灵废墟。现代都市变着花样打造着造梦工程，用数码复制技术所制造的美女形象美轮美奂，这些富有诱惑力的画面所营造的物质主义氛围，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也一并裹挟了进去。在高技术、低情感的环境中，童年成为一笔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掉了，就再也无处寻觅。剩下的是矫情的追忆与怀旧，精神故乡被无情地放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平静下来。作家孙甘露在他的《上海的时间玩偶》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伤感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忽然，我的童年结束了。”是啊，时代就是这样让人措手不及。
（《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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