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专栏
与里根这个大众政治明星不同，凯南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精英，一个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的人物。因为这样一位读书人，以其杰出的智慧和批判精神，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美国的思想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任东来
3月18日，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大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头版报道了凯南去世的消息，并附有凯南的黑白照片。这种讣告式的深度报道，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享有的殊荣。最近几年里，也就是里根这样的人物去世时才享有这样的“待遇”。但与里根这个大众政治明星不同，凯南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精英，一个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的人物。因为这样一位读书人，以其杰出的智慧和批判精神，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美国的思想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凯南之所以知名，自然是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他是“冷战的顶尖战略家”、“遏制战略的设计师”。的确，这是凯南的名字被人们牢牢记住的主要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凯南自己却从来都不欣赏这一别人给他的“桂冠”，不仅如此，“遏制”一词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后来极力要回避的咒语。在他后期的写作中，他甚至只字不提他的这一贡献。其原因就在于，凯南认为美国后来的决策者和战略家误读了他的战略思想。在他那里，对苏联的遏制不是全球的，而是有重点的；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但是，当他的建议变成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时，就成为了不分重点不择手段的全球军事遏制。在他看来，遏制的全球化和军事化与他的思想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他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国务院及外交决策者的这种失望，促使他在1950年离开了国务院，开始逐步脱离美国社会和决策中的冷战共识，放弃他自己一度提倡过的遏制政策，开始倡导用谈判来解决美苏冲突。
他辩解说“如果说我是1947年遏制原则的始作俑者的话，那么，它是一个会随着斯大林的死亡、中苏冲突的发展而大为失效的原则”。不仅如此，他还以民间外交评论家的身份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一个“巨大和历史的失败”，并把冷战视为一种“天大的误解”，他甚至为自己没能在战后初期提倡缓和而深感痛惜。凯南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1946－1949年)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但他却被作为遏制之父，而非呼吁缓和的政治家，被人们长久地记住。对凯南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对历史来说，这是一个讽刺。
从19世纪50年代起，凯南便已脱离了美国的冷战共识，并最终脱离了外交界，开始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批评家的学者生涯。对于一个思想深刻不断思考的灵魂来说，国务院和外交使馆的厅堂实在是太狭小了。到了19世纪70年代，凯南又跳出了从美苏关系角度来观察世界事务的框框，开始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这个世界，形成了合作的国际主义的世界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多边主义世界观。于是，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世界人口的爆炸，全球环境的变迁，西方的衰落和美国社会的衰败等问题成为他思考的主题。他强调美国人从建国之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天命观”并不正确。美国只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它并不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尚的情怀，也无法独自应付众多的世界难题。如果说美国能够有什么独特力量的话，那就是养成一种恭谦慈悲的美德，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美国不应去充当别人的教师，最多只是一个好坏兼俱的榜样。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内众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美国需要的是“最少而非最多地卷入外部事务”。1987年，在纪念其“遏制”文章发表40周年时，凯南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一些方面，我们美国人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遏制我们自己。”
凯南的谆谆告诫实在是值得今天美国的决策者深思。凯南的智慧同时也让我们更深一层地理解了美国的力量所在。它不仅有世界一流的物质实力，同样也有世界一流的、而且是以批评政府政策为己任的智者。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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