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战排》
柯林·法瑞尔扮演的亚历山大大帝，最终倒在自己庞大的帝国面前，这部试图重现一个与那块版图同样伟大命运的电影，在上映之前就透支了人们过多的关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导演是奥利弗·斯通，一个热衷于在银幕上操纵命运的局外人。在此之前，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一切争议话题与人物命运浓厚的兴趣，从士兵、杀手、摇滚乐手、革命领袖到美国总统。这个喜欢看传记书籍的美国人，将镜头对准了一个遥远历史中的英雄后，发现焦距并不准确，除了票房上惨不忍睹最终让哥伦比亚1亿5000万的投资打了水漂，《亚历
山大大帝》还获得了“金酸莓”6项最差奖提名，其中包括最差影片奖提名、最差男主角奖提名，最差女主角奖提名以及最差导演奖提名。
电影唯一延续的就是此片的争议性。在上映后的几周内，一场媒体广泛参与的争论都将焦点集中在亚历山大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上，历史学家的辟谣和希腊律师团的民族情节都因此成为新闻，但对于即将60岁的奥利弗·斯通来说，这和他的英雄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回忆说：“我小时候看到他的一本传记，英雄人物的命运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想一想吧，他的疆域最终抵达了印度。”《亚历山大大帝》的惨败让他意识到：并不是每一个命运都足够狂暴。
在此之前，奥利弗·斯通的责任感一直督促他不断地去展现这种狂暴的命运，他的力量在于去解释一种非常态的命运，他将聚光灯打到了这些人身上，他们迅速就生动起来。无论是最初的《野战排》还是《天生杀人狂》，奥利弗·斯通从来不愿意在角色的内心停留太久，因为对于一个暴风骤雨的命运来说，心灵的一瞬间太微不足道了，它们需要被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来展现，所有了疯狂的越战，疯狂的阴谋以及疯狂的时代。对奥利弗·斯通来说，如果一个人最终的命运只是停留在解释自身的话，那么这部电影的意义是微弱的，为此他拍摄了诸多政治体裁的影片，而其中的每一部一出现，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和广泛的争议，他给我们的暗示是：任何一部电影，它都是有所启示的。这种逻辑最终使得奥利弗·斯通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导演，他更像是一个观察者、怀疑论者、揭秘者，因此当《亚历山大大帝》最终上了《纽约时报》，它的标题被解释为：布什是不是想成为下一个亚历山大？
人们记住奥利弗·斯通，是因为他作为导演在处理战争、混乱与阴谋的特殊技巧上具有分析家的天赋；但斯通本人却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点。在他看来，他更像是一个戏剧艺术家，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刻画着各种挣扎于困境中的不同人生。
1946年9月15日，奥利弗·斯通出生在纽约。像所有有所成就的导演一样，他在少年时期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小喜欢喜欢布努埃尔和戈达尔的作品，特别是后者对于奥利弗·斯通的影响，无论在体裁还是风格上都十分明显。青年时期的斯通曾在耶鲁大学就读一年，而后他辍学搬到了越南居住，并在那里教了一年的英文。后来他又去了墨西哥，并在那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经历，这一切直到1967年，像那个年代的无数的青年人一样，他也应征入伍，在越战中经历生死的命运之旅。这段经历对于许多战死在湄公河畔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永久的噩梦，但对奥利弗·斯通来说，他代表了某种经历的重生，很多年后，他著名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及《天与地》成为斯通反思越战最为直接的一个标本。
战争结束以后，斯通进入了纽约州立大学，跟随马丁·斯科西斯学习电影创作。作为一名学生，他曾在1970年的一部电影中担当摄影师。四年后，在电影《强占》里他开始出任编剧和剪辑。到了1978年，他凭借《午夜快车》一片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奖项：“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为此许多评论都形容早期的奥利弗·斯通是无名但是活跃的人物，因为他在电影行业里什么事情都干过——制片人、编剧、摄影、导演，甚至是演员。
1981年，奥利弗·斯通的导演处女作《手》问世，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先后创作了三部影片的剧本，直到1986年他拍成了《野战排》。这部电影一上映，斯通的名字就被世界影坛所熟知，影片在1987年第5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中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音响等四项大奖。此外《野战排》一片还得到了最佳影片、导演和男演员3项金球奖。影片的票房收入在3个月内达到了1亿美元。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斯通在政治题材创作方面出众的才华。电影描述的是一个大学生入伍之后在越战中的命运，斯通赋予了电影足够的真实感，而且毫不留情地描绘了虚无的爱国主义及战争的疯狂与混乱。其它的越战片往往带有很强的故事意味，然而在奥利弗·斯通的摄影机前，越南则是一个充满了惨痛回忆的杀戮之地。越战给美国人留下了巨大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伤害，而奥利弗·斯通却毫不留情地揭了这个疮疤，这是一个痛苦的反思。影片中心实际上不是美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恐怖的相互杀戮，而是兄弟之间、战友之间的残杀。这就使得影片具有更为深刻的反省意味。
继《萨尔瓦多》、《华尔街》、《脱口秀》之后，奥利弗·斯通于1989年完成了“越战三部曲”的第二部《生于七月四日》。虽然像第一部《野战排》一样仍然受到好评，但是此时，他在战争历史特定方面的表达倾向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与批评。在第三部曲之前，斯通做了风格截然不同的尝试，导演了两部影片《大门》和《刺杀肯尼迪》。前者在描述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癫狂的一生的时候，极为大胆，而且倾注了自己主观的印象，这在之后他的电影里都有明显的体现，也成为他遭受诟病的一点。1993年，三部曲的终结篇《天与地》上映，这一次斯通从一个越南妇女的眼中重新诠释了这场战争。1994年，斯通发行了他最受争议的电影《天生杀人狂》。这部意在嘲讽现代媒体如何变相地赞颂暴力、大众如何在不自觉中将杀人罪犯英雄化的影片因为对暴力的露骨刻画遭到了许多人的抨击。
1995年，斯通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政治人物，通过影片《尼克松》重新考量美国政治的敏感面，在此之后他的目光重新扩大，其中包括卡斯特罗与撒切尔夫人。许他童年一直喜欢的戈达尔一样，奥利弗·斯通始终将电影理解为一种新的媒介手段，而不是单纯的娱乐种类，因为当他一次次地将摄像机当做一只窥探的眼睛指向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直觉并将这种直觉体现在电影中。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坚定却容易危险的舵手”，他说：“我一直有些恐惧会失去自己的直觉。好莱坞是一个欢庆自己的种族等级制度的性感野兽，但是我和自己冥想对话，脚踏实地，避免争吵和抗争，完全不用刻意偏激作态。我就是我——同时纯洁而堕落，不喜欢小圈子主义，更愿意自己独处和工作，有的时候好像反其道而行之，就像某种萨满教的东西在我里面。我父亲和我说过：‘不要对任何人说实话，否则你会受伤。’他说得对，可是我就是止不住自己说实话。我少年的时候还想过自杀。但是现在50多岁，我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衡。一个男人成为男人，就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完全接受他命运里所有的高低起伏。” 邹志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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