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萌电自北京
今报讯圈里人都喜欢用”老崔”来称呼崔健，从年龄上看，这样叫蛮合适的面对着记者提出的各种“挑刺”问题，老崔显得很平和，难道随着岁月的变迁，他真的不是当年的高喊“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了吗？不，其实他还是叛逆的。
我的工作量是高产的
记：这张专辑发行前，外界对专辑名字有很多猜测，比如《农村包围城市》等等。但最后为什么定了这样一个名字？
崔：这个名字更能体现专辑的特点。这是一张三三制的唱片，内部比较均衡。突出一点对别的部分来说是一种忽视。这张专辑是用三个东西支撑起来的，而不是单一的一个信息。
记：你之前虽然也有像《混子》这样人物特征比较突出比较具象的作品，但大多数还是在一个普遍的个人化的角度来表达。但这张新专辑中多了很多社会阶层标志明显的作品，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创作角度有了一个改变？
崔：我其实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或者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所以，我不会唱艾滋病、反战或者世界和平之类的主题，我也不会去唱性革命或者毒品。因为那都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去模仿打口的文化？那些东西跟我没关系。我接触摇滚乐根本不是循着这个脉络。就是因为它一开始触动了我，我要唱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想中国的摇滚乐听众也选择了这种方式。那时候《一无所有》的横空出世，让所有人知道了我。可到了《红旗下的蛋》我真正落了地反而大家看不见了。你从“将军”变成“士兵”了。而恰恰是我当了“士兵”才真正地发现了问题。我不希望模仿有些艺术家，出国，在国外的某个小岛上，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写作品。
记：新专辑中有很多新的尝试，你觉得歌迷会接受吗？
崔：其实我和歌迷之间是恋人关系，而不是服务关系，之所以要做这些新东西，是因为我害怕失去那些最忠实的歌迷，因为他们也不会希望我一直是老样子。
我曾想过要做个大人物
记：你知道自己在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吗？
崔：以前我以为自己知道，但是现在我说不好了。
记：那你是否曾经把感动很多人或是获得歌坛的某种地位作为一种潜在目的？
崔：这种目的性是一个包袱，我不能否认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尽量避免这样的东西。我创作的目的，最少有51％是在为自己写歌，否则的话我做音乐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当明星最大的痛苦就是要为别人表演，成为别人的宠物，不是被一个人是被大众宠。这是当今所有艺术家的一个悲剧。
记：你是否想过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影响一代人的人物？
崔：在我看来，影响一代人也不可能换回自己最快乐最好的时光，两者之间的价值是无法相比的。也许大部分的人没有我这样的机会去说出这样的话，觉得我有点虚伪，站着说话腰不疼，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话。当很多很虚伪的人在吹捧着你有地位的时候，用这些作为代价换取你的家庭，你的爱情，甚至更多的东西，这是很不值得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