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仅已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崭露过头角，更在美国好莱坞电影节上与《十面埋伏》等商业影片一齐走了一次秀，而正是这场“秀”，使得原本定在今年一月档的《世界》完全改变档期，甚至改变了贾樟柯一贯艺术电影的定位。
随着贾樟柯在新浪网个人网站的开通，4月8日在全球同步上映《世界》的宣传也风声水起。
记者在与贾樟柯导演约时间采访的过程中，他频频往返于中、欧，即便是在国内，也是全国来回跑。当他最终坐定在记者对面时，是承诺了记者一个多月才兑现的专访，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订机票、与发行商通电话仍未停止。至此，才知道贾樟柯正在为《世界》的发行、上映忙碌着，且中国尚处初级阶段的发行放映体制让这位年轻的导演寻找到了与电影极其相关却又不同的新的兴奋点……
文化信心不足的表现
记：根据《世界》在威尼斯上映时的较好反应以及影响，作为导演，你觉得这部影片后来未能获奖，其失利的原因是什么？
贾：首先我觉得不是失利，谁说去了电影节就必须得奖？如果有这种想法，我个人认为它是文化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像日本电影、韩国电影、法国电影，其中尤其是法国电影，今年有四部电影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参赛单元，最终没有一部得奖的。但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你这个导演没得奖，因为没有得奖是很正常的。得不得奖每年受关注的国家、区域都不一样，每次的评委不一样，他们的口味不同。另外，当年度电影可能遇见或出现的问题、状态也不一样，比如当年若是电影出现了票房不好的问题、电影院观影人数萎缩，那么当年的电影节就可能会鼓励一些艺术偏商业的影片，反之，若是商业气氛太浓，那么肯定会多鼓励艺术电影。
电影节可以起到方向性的调节作用。但一个真正出色的导演，是不会顺着这个潮流拍摄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拍。如果一部影片恰好遇上了受到鼓励的阶段，那么就去接受这些荣誉，拿这些奖。
记：因为现在这部电影还未在国内上映，就在国外的放映效果来看，你觉得你想通过《世界》传达的东西，国外的观众感受到了吗？
贾：我个人认为他们基本上都是能够感受的。10月14日《纽约时报》有一个整版评论，写这篇评论的作者同时也是《时代》周刊的影评人，他觉得《世界》表达的真的是全世界的“世界”，因为这个电影超越了国界，探讨了人类共同的问题，即生存的问题，发展的问题，爱的问题，信任的问题。他认为，《世界》是当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坐标作品。
记：去年一年中，世界三大电影节有两大节垂青韩国导演金基德和他的影片，他分别凭《撒玛利亚》和《空房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以你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区域偏向吗？
贾：说实话，从去年开始，韩国电影和泰国电影是比较受到关注的。今年也是这两个国家的电影真正得到承认的一年，这和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受关注的状态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时期的那么多得奖的中国电影，有多少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就世界电影来说，往往是一种气氛的表现，就像发现了一个电影的新地域，这个地域的电影需要鼓励，那么就有很大可能得奖。电影不就这么回事嘛。
记：你觉得韩国电影会对中国电影形成较大的冲击吗？
贾：我觉得不会，个人认为韩国电影只会在中国“流过”，而不会形成潮流或者流派，或许这段时间比较热，但相信他们的电影流不会在中国停留很久。
记：如果说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节上得奖、受关注的年代已经过了，那么对于你们现在这些正在努力的新锐导演而言，还是很不利的。
贾：没有一个导演是为了得奖而去拍电影的，制作电影是多么麻烦的一个工艺流程，那么大的一个工程，电影是电影人内心表达的一个方法，得奖是锦上添花。小津安二郎拍了几百部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没有在国际上得过奖，这就难道说明他的电影很没意思吗？
迟来的兴奋点
记：《世界》最初的定位是“一部贾樟柯的艺术电影”，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大家突然觉得它的商业能力和市场形象可以改变。
贾：对，这种定位是惯性的。11月，我们改变想法后的定位在美国市场上得到应验，在美国结束影展后，我们签了销售合同，《世界》的北美版权卖到了一个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价位。起先北美影展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资讯，当时我们还不能确定市场会如何，主要是北美版权的售价给了我们一个反馈，仅一个北美版权就消除了我们这部电影投资成本的压力。
记：以前你只关注如何拍电影，现在当你发现了自己在电影商业运作上的兴奋点后，有什么感想？有没有觉得自己发现这个兴奋点太晚了？
贾：不是太晚了，而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从我拍第一部独立电影《小武》开始，我就想着要把自己最完整的艺术想象、最直观的观察生活的角度拍出来。越是独立电影就越是应该在主流的电影工业渠道中推广，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今天我的电影有这样的海外市场，它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这六年来不断努力的结果。对我们自己的国内市场，我实在是没机会，电影发不了却去和别人聊，去了解，这没用，不是现实的要求，现在《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越深入这一块越觉得学问很多。
记：你对宣传层面的理解我赞同，但是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宣传程度不同的影片，的确会一定程度影响票房，比如《2046》和《可可西里》，哪怕有一百个人从《2046》的放映厅中走出来直呼电影难看，也比十个从《可可西里》的放映厅里走出来说电影值得一看的票房高。电影本身是重要，但如何一开始就把观众拉过来，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贾：电影确实有许多娱乐的因素在其中，我本人也很喜欢看有明星的电影。但是就我的电影来说，一开始就要告诉观众，能在电影中得到什么样的或者说哪一层面的享受，观众才能进行判断，这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个定位的问题，像我的电影，我会告诉观众，她不是单纯地给人一种娱乐享受，而是文化生活，娱乐享受和文化生活这两者对观众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是喜欢来参与这种文化生活的。说到底这是电影宣传的“诚实问题”，也就是观众知情权。
豁达的文化观
记：第五代导演们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频频，大家可能会将现在的第六代年轻导演与他们的成绩作比较。
贾：这是文化概念上非常幼稚的表现。应在文化上培养比较豁达的文化观，对电影不以票房或得奖为惟一评判标准，也就是不以商业电影或艺术电影为惟一诉求，中国文化应该是一种豁达的文化。我自己做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的工作，但我从来不否定商业电影的价值，也鼓励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同时，我也不希望做其他类型的电影的人否定我的工作。我不认为电影参加国际电影节就是取悦西方，就是为得奖。这并不表示我鼓励不参加国际电影节。
我只是希望看到国内的电影观众也能够像那些非常具有文化自信的影迷一样观赏电影。
我们现在太多关注电影之外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所看到的电影影像与自己的心灵作一个沟通。我们的观众太不会享受了，很多人看电影可能是因为媒体在报道某部电影投资了几千万，或是其他一些原因，而不是真正去享受这个作品本身带来的精神愉悦。另外，我们往往不太会去欣赏别人的精神世界，总是以我们自己的要求为要求。比如个人喜欢快乐的电影，就要求所有的电影都必须是快乐的，而不会学着去欣赏别人的精神气质。
我觉得到现在不应该还在探讨我们有没有超越他们“第五代”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做的文化上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只不过有很多观众还不知道。
记：新片方面有什么计划？
贾：紧接着的就是纪录片《静物》，关注住在偏远地区有说话能力但是不喜欢说话的人群，如山区、矿区等等。
记：这部纪录片启动了吗？
贾：我在去年“非典”前拍了三天。
记：这部纪录片是什么性质的？上院线吗？
贾：就是为影院拍的，明年会拍摄完成。Vega/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