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林白
本名林白薇。生于广西北流，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年分配到广西南宁市广西图书馆，任图书分类。1985年底，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1990年到北京
中国文化报当编辑、记者。1996年落聘回家。2004年5月，调武汉市文联武汉文学院，当专业作家。
1977年发表诗歌，1983年发表小说。1994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主要作品另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七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致命的飞翔》、《瓶中之水》、《回廊之椅》等，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散文随笔集《秘密之花》等七部。跨文体作品《枕黄记》及一部诗集。
授奖辞
林白是当代中国女性经验最重要的书写者之一。她的小说独异而热情，她的语言自由而妖娆。她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一直在为隐秘的经验正名，并为个人生活史在写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学证据。她对自己所创造的盛大而丰盈的内心景观，深怀变革和扩展的愿望，她近年的写作也因接续上了一种朴素、复杂的现实情怀，得以进入一个更为广大的人心世界。她在二○○四年度发表的《妇女闲聊录》，有意以闲聊和回述的方式，让小说人物直接说话，把面对辽阔大地上的种种生命情状作为新的叙事伦理，把耐心倾听、敬畏生活作为基本的写作精神，从而使中国最为普通的乡村生活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被这些真实的声音所重新塑造。
我的写作有内在的逻辑线
这个奖是一个有力的存在
南方都市报：这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奖”好像是你第一次获奖，你有什么感想？
林白：我一直认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个很好的文学奖，不是我得了这个奖我才就这么说，去年我入围的时候我也去了现场，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认为它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奖项，它的评价体系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中是一个有力的存在。能够得奖感觉很意外，非常高兴。我刚刚调进武汉文学院，觉得是一个礼物吧。
南方都市报：你思考过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为什么不能得奖吗？
林白：我没有太深入想过。但我想现在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文学生长肯定是有影响的，至少，它对一些人的生存造成了影响。比如，一个作家的写作得不到现有体系的肯定，就没有体制把他(她)养起来。他(她)就要为了生存去上班，我想这一定会危害他(她)的文学灵感。好多人觉得作家不应该被养起来，但我觉得至少不能让作家没有饭吃吧。像王小波那样让写作把自己累死，确实也不应该。作家很富有对写作不是好事，但很穷没有饭吃也不行。
我企图还原她的声音
记者：我最好奇的是，《妇女闲聊录》是一部以自述的方式写成的小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叙述者，在面对读者之前，面对你说了那么些话？
林白：木珍在生活中确实是有原型的，她是我们家的一个农村亲戚，在我家里帮忙做做饭。她2001年到我家里来以后，我跟她陆陆续续聊了很多次。到2004年7月，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写完，我们的谈话才基本结束，大概持续了3年半。我差不多是按照她的谈话整理了这部小说，小说里写的事都是她跟我讲的。我对那种生活一点不熟悉，让我自己写是写不出来的。
南方都市报：我觉得你这次的创作方式，很像一个记者写口述实录。
林白：我做的工作跟记者的工作还是有差别的，至于具体的差别应该由专家来进行研究，我不可能说太多。我所能说的是，《妇女闲聊录》是从我的性情出发的，不是从概念和理念出发的。这个小说“闲聊”是它最大的特点，也是它关键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强调它最关键的地方是“闲聊”？
林白：“闲聊”重点是一个“闲”字，它表示聊的内容不是有用的，是很容易消失的。所以，谈出来的是无关紧要的事，比如，一个人怎么叫鸡，怎么叫狗的，老家有什么树、草，做过什么梦，那里谁最胖，谁最懒，谁最脏。这些大量的无意中闲聊出来的东西，都是生活中最原本的东西，这是有目的的采访不可能达到的。
南方都市报：你是录下她的谈话然后整理成文字的吗？如果你只是如实地记录了木珍的谈话，作为作家你的创作体现在哪里呢？
林白：没做过录音，都是用笔记录的，也有一部分是她说，我直接录入到电脑里的。我记下的笔记数远远超过了书里的字数。我跟一起呆了3年多，对她很熟悉，写的时候就按照她的语言状态和语言方式进行了还原。有些地方记得比较详细，就按照原文写下来。如果是一个记者采访3个小时，我想复原她说的话肯定跟她说的是不一样的。在某些时代，某些人认为韵文才是文学，散文不是。有些时代认为传奇不是文学，诗才是。杂剧、小说都曾不被认为是文学。而小说的概念来自西方，是一种概念，只是小说之一。我觉得在庄子的时代，把《逍遥游》当成他时代的小说也无不可。当然只是当成。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在这部小说里，你确实很好地还原了一位农村妇女的语言，没有词汇，没有修辞方法，甚至没有什么逻辑。
林白：我还起了一个作用，就是不断地提醒木珍必须用农村妇女的口语来讲述。她是个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来到城市里之后，她读书，也看杂志，看报纸，因此，她在把自己的家乡话转化成普通话时经常使用书面语。比如，老婆，她说成妻子，这时我就要提醒她用家乡话说，用方言说。武汉是古时楚地，是一个有古文明的地方，湖北方言中至今大量保留了古音古义。有些词语要查辞海，才能把音义对应。但因为很多生僻字排版、阅读都很不方便，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努力，不求语义的准确，用发音相近的字来代替的。其实这部小说的写作，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容易，不是我捡了个便宜，把人家说的话记下来就得奖了。
南方都市报：在这部小说里，我觉得你非常恰当地使用了方言，既保留了方言的语言特色，也没有给阅读造成障碍？
林白：使用方言是非常危险，实际上，木珍口述时讲的大量方言，我并没有使用。我认为使用了会有阅读障碍的，就放弃了，方言的比例数是由我来把握的。很多人强调这部作品的原汁原味，实际上原汁原味也必须把握好现实与艺术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我写作的创造性没有表现在用我的语言来叙述一个东西，而是表现在我对语言对艺术的把握，我对素材的调动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表达在我对方言使用的适度把握上。
我写的是我个人的他者
南方都市报：我想大家都很关心木珍的原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平静地讲述那么多荒诞的可笑的事情，能够刺激你写一部小说。
林白：木珍经历过很多事，做过生意，倒卖过假金项链。她的性格能够处乱不惊，她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死观，都很特别。她的儿子从河堤上掉下去，她觉得肯定摔死了。她问女儿：摔死了吗？女儿说，没有。她说，哦。她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她原来生活的那个村子很特别，整个村子的人都过分地乐生、虚无，只要高兴、好玩就行，道德什么都无所谓。那个村的农民不种菜，都买菜吃，都不存钱。女的都爱打扮，都穿尖头的高跟鞋，很时髦。我觉得像个二流子村，很多人一天到晚打麻将。木珍要到我家来做饭，他们全家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在自己家都不做饭的，整天昏天黑地地打麻将。她的9岁的儿子走几里路到外婆家学做饭，然后做饭给她吃。她刚来我家的时候，扫地、做饭什么都做不好，我容忍她，鼓励她，后来她做得很好。我听她讲老家的事情，不停地告诉她这是文学，让她觉得自己有价值，慢慢地她的自我意识恢复了，我觉得我差不多重新塑造了她。现在她做得还可以了，还可以给我打毛衣，陪我打羽毛球。马桶坏了，还会自己修，对什么都有信心了。我觉得人都需要鼓励，鼓励一下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今天能得奖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南方都市报：木珍给你提供了这么多素材，你也可以按照你熟悉的传统小说方法写这部小说，为什么非要选择口述实录的方式来写这部小说？
林白：的确可以。现在有大量很好的乡土小说，如刘庆邦、李洱等等。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处理成知识分子类型的乡土小说。当然，能写成什么样那是另外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写成《万物花开》的样子。我为什么突然想用这种方式写，我没有反思过。但我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概是刚好我的生命到了这个点上，有了面对“他者”的世界让自己变得谦卑一些的想法和感觉。如果10年前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我肯定烦死了。2001年，我愿意跟人家讲话，不光讲，而且觉得是文学，她谈话的生动、鲜活、幽默都是文学基本元素，让我忽然有了另外一种小说观——闲聊是一种文学。我就要放下姿态，写了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有200多个片断，还有补遗。每章在叙述时间上有一定的时间段，超过这个时间段又说了这个事情，我就把它写成补遗。其实，补遗很容易融到前面的叙述里，我是希望保留闲聊的感觉和状态，故意这么写的，我觉得《妇女闲聊录》只能是这种状态。
南方都市报：你用记录别人谈话的方法写作一部小说，有没有人质疑这算不算一部小说和它到底有什么文学价值？
林白：有一个对文学有着自己严谨的理解和认真精神的朋友，一次，开车送我去一个地方，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由于他批判我的激情和专注态度，他走岔路了，多用了一个小时才送我到目的地。大概他认为这本书正是我文学岔路。他说，第一，这不是小说，第二，这不是文学，第三，没有多少文本的价值。但我坚定认为它是文学，是小说。
南方都市报：因为你的写作一直离自身的直接经验比较近，所以，外界对你写作资源枯竭的担忧一直存在，写出这部记录别人的谈话小说，是否想过别人会认为你为枯竭到只能靠采访去写小说了？
林白：我不担心，后面还有新的作品，而且会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写出一部《妇女闲聊录》这样的小说，应该是不枯竭的体现。说明我还有激情，有生命力，能倾听世界，倾听他人，有热情把倾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我想应该是不枯竭才可能做到这一步，我内在生命的涌动正是通过这个小说体现出来。这部小说虽然看似我在写作一个“他者”，但为什么是林白写这么一个东西，为什么林白现在写这样一个小说，是有一种内心的生命能量的。我认为我写的这个“他者”首先是我个人的“他者”。
我不是在刻意书写溃败
南方都市报：据我所知，在你的上一部小说《万物花开》中有一个附录是《妇女闲聊录》，它和你这部长篇《妇女闲聊录》有什么关系吗？
林白：《万物花开》的附录《妇女闲聊录》是文本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前面是很作家化式的叙述，大量的保持了我的语言风格。后面是很原生态的叙述，两者在内容有交叉的部分，但“闲聊录”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写的。两者有互文性，在文本上有一种内在的对应。后来，我又觉得木珍的谈话有那么丰富的内容，仅仅做成附录就可惜了，就决定把它写成一本书，全部是一个农村妇女的叙述。
1999年，写完了《玻璃虫》，感觉很空虚，就参加了作家走黄河的活动。拿了人家2万块钱，我就焦虑不安，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走，因此不得不跟人沟通，这一通下来，我就能够听到别人的声音了。以前我是一个很封闭的人。
2000年底我写完了《枕黄记》，2001年，木珍来了，就想听她讲讲乡里的事情。2002年，就写了《万物花开》，2003年发表。实际上，我的写作是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的，《一个人的战争》与《妇女闲聊录》是有一致性的，前者是我和内心的另外一个自我的对话，是垂直的，后者是我和外界的对话，是横向的。
南方都市报：这部小说既然是你和外界的一个对话，我想了解你这次对话的内容是什么？
林白：上海的一位学者张新颖觉得小说反映了当代农村的溃败，包括文化形态、伦理、社会形态的溃败。其实我这个地方没有刻意写，如果我要写溃败，就得引导小说往这里走。我没有刻意写任何东西，就是闲聊。所有的内容都是饱含着生活的汁液的，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低于大地》，我举例说如果这部小说刻意反映农村什么的话，就相当于用钢笔画在纸上很鲜明的刻痕。但《妇女闲聊录》是渗透出来的，就像一滴水滴在宣纸上，慢慢地蔓延开了。这种形态跟用一只笔画一个痕迹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南方都市报：以前你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写人物的自身感受的，不大关心外部世界，而在《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明显地写到王榨村里的人物和故事，你为什么会突然关注到农村的生活？
林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遇到了乡村，木珍从乡下来到我的家里，和我一起生活了。这两部小说都有大量乡土的内容，它们跟乡土极度相关，但好像不是一部纯粹的乡土小说。特别是《妇女闲聊录》虽然是一个农村妇女的讲述，但是是她到了大城市以后回述出来的，而且，大量讲到人物穿梭于城市和乡村。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一直没有把笔触接触到芸芸大众的生活，总是写一些比较边缘化的人物，如果木珍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农村妇女你会写到她吗？如果你碰到的人不是木珍，而是我你觉得你会来写我吗？
林白：芸芸大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就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所有的人都是大众中的一个。但我相信每个又都有他的特殊之处，我相信如果你在大街上碰到木珍，或者短暂地和她交往，你不会觉得她特殊。但你看了《妇女闲聊录》，你会觉得她是个非常特殊的人。每个人走近看，可能都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假如我和你相处4年，你能不能焕发我想把你谈的内容做成一本书的愿望。假如我觉得也可以，我也会写。只是我不知道跟你谈话是什么状态，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假设。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妇女闲聊录》只有一部，不会有第二部。
南方都市报：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女闲聊录》，我觉得你的小说有一个突破自身感受，走进“他者”的渐变过程。
林白：可能潜意识里有，但我不是一个从理念出发的人，《一个人的战争》和《说吧，房间》，别人都说我是严格按照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来创作的。实际上我不懂女权主义，我买过波芙娃《第二性》，但我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都是我自身的生命感受。这部小说也有人说我跟关注底层，反艺术的精致化的思潮吻合。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潮流，就是我们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跟我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就是文学，就写下来了。
获奖作品简介
《妇女闲聊录》
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增刊2004年寒露卷
责任编辑：赵兰振
新星出版社2005年2月1日出版
林白自己说，《妇女闲聊录》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有着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这样想着，心里是妥帖的，只是觉得好。如果它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那样，我仍觉得是好的。
它使我温暖。
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
所有的耳语和呼唤就是这样来到的。
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我是喜欢的，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
大地如此辽阔，人的心灵也如此。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
特约撰文：《新京报》记者 术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