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多多
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国，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诵，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2004年，多多被海南大学文学院正式聘为教授，承担教授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文学课程。
在上世纪70年代，多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其代表作《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手艺》、《致太阳》等，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而在旅居欧洲的十几年间，多多创作不懈，获得了国内外诗歌界的普遍尊敬。
旅居国外多年的多多在2004年回国后，给躁动而喧嚣的中国诗坛带来一丝慰藉。他那不减当年的创造力有力地驱散了中国当代诗人中年过后难出佳作的阴影。这个把诗歌当作玩具的白发苍苍的儿童，总是让人想起诗歌来到人间的最初理由，令人们恢复对诗歌的信心。2005年初，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多多诗选》(林贤治、张懿编)，在诗歌界引起了轰动。
授奖辞
多多是一个真正的汉语诗人。他的诗歌以精湛的技艺、明晰的洞察力、义无返顾的写作勇气，近乎完美地承续了汉语在当代中国的艰难使命。他将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温情理解，溶于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的细致雕刻，并在每一首诗歌的内部构造上，力图实现他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他对汉语尊严的忠诚守护，使他的诗歌很早就形成了显著的个性和风格：意象简洁，节奏明快，语言准确、锐利而富有张力，对心灵细节有深切的敏感和痛苦的体认，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有明确的艺术承担。他在二○○四年度发表的一系列诗作，以及他本人在母语国家的重新出场，照亮了那些美好而令人激动的文学记忆，同时也见证了汉语诗歌永不衰竭的丰富可能性。
我主张“借诗还魂”
关于白洋淀
那时写诗的意义远高于今天
南方都市报：许多资料都说你的写作是从白洋淀开始的，那里甚至形成了一个“白洋淀诗群”，包括芒克、岳重、根子等人。
多多：开始我们聚在那里，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将来会写诗，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写诗的。那是1968年底，我们在一个很凄凉的夜晚乘上火车，汽笛长鸣，火车把我们卸到一个地方……再雇一辆马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去白洋淀。那时候我们十六七岁。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进入诗歌的呢？
多多：芒克最早写诗，然后是岳重，我是1970年在北京才开始写诗的，在这之前，食指的诗已经在地下流传。无论是谁都不能把这段历史说明白，包括我。就让它保持一种神秘状态吧，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什么都要拆解得清清楚楚呢？
南方都市报：在那样一种环境和氛围下，写诗的感觉如何？
多多：无论如何，当时写诗的意义绝对要高于今天。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性。你在农村插队，你还能做什么？还能想像什么？想回城当个工人都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人的一种很决然的态度，你没有选择。当时有一张纸，一支笔，无穷的想像力，有时候灵感一来就流在纸上，第二天看到，就很自我崇拜，这样的东西不是神赐的是什么？
关于朦胧诗
诗人应该把劲使在写作上
南方都市报：作为同时代人，你怎么看朦胧诗？
多多：首先就不存在什么朦胧诗，这是一个强加的概念，你去问每一个朦胧诗人，没有一个会同意这个概念。
我读过他们的作品，可是没读过朦胧诗。朦胧诗成为某一个阶段的文化派别的标签，然后就把这些人都搁到了一起。实际上直到今天，梁小斌我没见过，徐敬亚、王小妮是在海南大学认识的，大家都50多岁了，才第一次见面和认识。
“文革”后的作品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在诗歌上，它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所赞美的那样，而且，我不认为这种盲目的赞美是对诗歌的敬意。
我现在采取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你管那些概念干什么？李杜当时争论什么了？我们今天都读他们的作品。诗人把劲使在写作上就好了，其他的管他干什么？
南方都市报：可是现在人们对于你却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多多：这也是不正常的，我还在写作，不要对我进行盖棺定论。
南方都市报：你读年轻一辈诗人的作品吗？
多多：我们多少年前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读同时代人的东西，也不读很近的人的东西，江河就很坚持。我没有这个原则，可我也是离远的近，离近的远。
诗人和评论家不一样，不需要出来作为一个仲裁者。好的东西自然会口口相传。一个诗人需要成为一个当代诗歌活字典吗？我不爱做这样的人。
关于功利
我决不会牺牲我的诗歌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诗歌和社会的关系？你想用自己的作品介入社会吗？
多多：“文革”结束前夕，大家在天安门广场贴诗，我在广场上，但没贴诗。我当时很清楚，诗歌被当成武器了。而我一直的原则是：诗歌不能被当做宣传品，无论是以什么名义要求诗人，都不能这样做。否则诗歌就被牺牲了。而诗歌被牺牲的政治不会是好政治。我也完全反对鲁迅说的“投枪”“匕首”理论。因为诗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判断，它有更高更大的涵盖。我决不会牺牲我的诗歌，在20年前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意思是诗歌不应该直接为功利目的服务吗？
多多：诗歌就是诗歌。比如俄国12月党人的诗歌，今天还有谁去读？12月党人过去了，诗歌也就跟着过去了，而诗歌是不应该过去的。1300年前李杜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要读它？而像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歌尽管有政治内涵，甚至有宣传作用，但它高于这些东西。
关于源泉
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的关系
南方都市报：关于什么是诗歌的源泉，在当代中国似乎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个体的感受，甚至身体，是诗歌的源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诗歌的源泉来自经典。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多多：尽管说法不一样，但是切入点和问题本身都是一样的，这是每个人心里都存在的问题。尤其对于当下，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大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的关系。一方面，经典的诗歌以及关于诗歌的许多东西已经变成了知识，另一方面，你又是活生生的具有独特体验的个人。如果一味地尊崇经典，缺乏个性的体验，你的面目就会轻易被覆盖，因为你没有大师的灵魂。如果一味地迷信个人体验，远离文化，根本不把诗歌当成一个专业，那么你也很可能是在岸上游泳。游了一段你就会发现，你游不动了。为什么游不动？因为文化和修养以及更多的元素都是写作的燃料。说维持两者之间平衡之类的话没有意思，平衡也不能得到解决，诗歌仍然是面对特殊性的东西，不可以有什么定义，也不可以有什么规则。
诗歌有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先在，第二是智性投入，第三是整合。
南方都市报：你追求什么样的诗歌？
多多：我喜爱的诗人总是在变化的，比如从波德莱尔，到茨维塔耶娃，到勒内·夏尔……我更想去寻找那些与我具有源初关系的诗人，我们来自一个星座。人本能地选择和自己接近的，和自己类型有关系的，最偏爱的是最重要的，不在乎多与少，有一些道路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做完的事情，你可能正在做，这就天然地承认了一种承继关系。
诗歌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代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最具尊严的部分。但现在有些诗人在破坏这种尊严，必须承认这一点。
关于国外
靠写作在国外生活很难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诗人作家在国外，有机会进入主流系统吗？
多多：你用他们的语言进行写作就有这个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出你的诗集，开你的作品朗诵会，这也并不意味着进入了主流社会。更重要的是你能否影响那个社会，能影响多少？对于海外的中国作家，这些效应可能都是很短期的，没有什么持久的效应。靠写作在国外生活，处境实际上是很严酷的。人家从生下来就进入系统，你是半路插进去的，想一想吧。
南方都市报：你用其他语种写作吗？
多多：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诗歌。
南方都市报：在远离母语的环境下进行写作，是不是特别孤独？你在诗中说：“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多多：写作难道不应该是孤独的吗？我的写作跟环境没什么关系。
南方都市报：国外的诗人与国内诗人相比，最大不同是什么？
多多：国内不少诗歌名字，闪亮了一阵之后就忽然不见了，许多诗人经商去了。而在西方，最主要的是一些参加过二战或者在二战出生的诗人，最好的诗人是60岁左右的，很少听说弃诗从商，他们的写作生命会更长一些，也就是更坚持不懈。
关于诗和小说
我一首诗要写70遍
南方都市报：你还写过一些小说。
多多：小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写了。
南方都市报：诗和小说这两种文体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你在两种写作之间……
多多：一般来讲，很多作家都是写诗出身，一旦写了小说，很少有再回来的。也有少数例外，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哈代。他先写诗，又写小说，后来在中断小说的情况下又成为诗人，而且写得特别好。想在两方面齐头并进的，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恐怕会有，但都比较罕见，总要把你定位为一个诗人或一个小说家。
我本人就像一棵树，长到很丰满的时候，我也曾小说、诗歌、随笔、戏剧都在做，因为我有旺盛的精力，30岁、40岁都没问题，以后你发现你必须做出选择，必须要集中，就像一棵树的树冠，到顶端的时候就要集中，不可能这样多枝地发展下去，否则你很难做到最好，很可能什么都没做好。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选择。
南方都市报：你最近发表的诗作说明了你的选择。
多多：我更适合写诗。我一首诗要写70遍，如果这样写小说，就太可怕了。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做到了一条：做我愿意做的。我不强迫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谢上帝，直到目前我还在做我愿意做的事。
南方都市报：在你最近的作品中破折号特别多，节奏似乎加快了。
多多：这和呼吸的节奏有关。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特别注意节奏。
多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讲韵律，八十年代接触到狄兰·托马斯的词组节奏，真正运用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相声、山东快书、快板，我都特别喜欢。
关于传承
我主张“借诗还魂”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现代诗人，似乎总是在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之间徘徊，与后者似乎发生了某种断裂。
多多：中国现代诗歌历史有多少年？30几年而已，相对于西方的传统什么都不是，相对于中国古诗的传统更加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何必急于对它下结论呢？
诗歌是一种传承的历史。对我而言，这种传承纵向的就是中国古诗，横向的则是西方现代诗。早在1968年，我就写过30几首古诗词。再早一点，1967年，我就看了袁枚的《随园诗话》。其他的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李杜等等，全都读过。这种古典文化，说修养也好，说营养也好，总之都是前期准备。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汉语的精髓就在这里。汉语最精妙、最具尊严的部分都在这里。中国古诗词无疑是人类诗歌的一大高峰。另一大高峰是西方现代诗歌。这两大高峰合在一起，成为我的两大压力。所以，我一开始就活在问题之中。现在也活在问题之中，以后也必将在问题中死去。
南方都市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传统？
多多：我们当然要学习传统、继承传统，但不是细枝末节的纠缠和外在皮毛的模仿，而是在本质上去接近传统的灵魂。我主张“借诗还魂”。
南方都市报：什么是古典诗歌的灵魂？
多多：灵魂作为一个精神领域的问题，要谈论它，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是否承认有灵魂。而且，灵魂是一个诗人最终的归宿、诗歌最后的目的。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塑造自我。
古人说，“半日打坐，半日读书”，而没有说“半日读书，半日写诗”，这就说明“修炼”对于生命的意义非同寻常。现在大部分诗人是“半日电脑，半日书籍”，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不管怎样，起码要“静思”。无论你是古人还是今人，这种内心的品质都会超越时间与历史。这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获奖作品简介
《多多小辑》
发表于《书城》2004年8月期
责任编辑 凌越
2004年，多多回国成为国内诗歌界的大事，而他发表在2004年第8期《书城》杂志上的《多多小辑》，展示了他最近两年的创作风貌。这位白发苍苍的诗人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活力和更加炉火纯青的技艺。编者凌越认为，这位五十开外的诗人在这样的年龄依然保持了这样的力量，这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对于中国的诗歌写作者具有榜样的作用。
多多把每个句子甚至每一行作为独立的部分来经营，并且投入了经营一首诗的精力和带着经营一首诗的苛刻。多多的激进不但在于意象的组织、词语的磨练上，而且还在于他力图挖掘诗歌自身的音乐，赋予诗歌音乐独立的生命。
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他在诗艺上孤独而杰出的探索，激励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
撰文：本报记者 黄兆晖 摄影：本报记者 刘炜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