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郑光路
成都报业的“开山祖师”之一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公元1900年12月6日），古色古香的成都桂王桥北街33号，寒空中突然鞭炮声声……许多人齐集一家公馆前，只见门上高悬崭新发亮的“成都图书局”黑漆大匾。人们议论纷纷：“啥子生意又开张啰？”
一个20多岁、身材矮小的黄脸青年，笑容满面对众人说：“我们不是做生意，是办《算学报》！”许多人一脸茫然：“《算学报》是啥子名堂嘛？”
那青年朗朗说道：“诸位总晓得省城里早有用锅烟子印刷啥《京报》《纶音捷报》，但这些官府古董只在官场流通，与百姓无缘。报纸，是老百姓也可以开办印刷老百姓都可看的，既传送消息又启发民智。西洋各国最为流行，所以人家也最先进。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宋育仁先生在重庆办了个《渝报》，这就是我们四川最早的报纸啰。次年他调省城当尊经书院的山长，《渝报》办了16期也就停刊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也就是西历1898年5月5日，宋先生又在省城创办《蜀学报》，其实就是《渝报》的延续，也是我们成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份报纸……《蜀学报》多议论时政、倡导维新。敝人和苏星舫先生合办的这个《算学报》，则宣传西学博算，开启民智，是成都办的第二家报纸！”
人群中有人说：“《蜀学报》响应康、梁的‘戊戌变法’，曾被衙门查禁！你们今天开张的《算学报》又当如何？”
那青年脸露不平之色，高声说道：“为免覆辙，我们在报上已声明‘专说算学，不敢干涉地方事件’……诸位请进去参观，里面有‘阅报公社’，陈列各省书报61种及东洋日本报纸2种，免费任人阅读。敝人对西洋杂学深感兴趣，还在里面设‘算学馆’，苏星舫先生任总教习，收徒教授西洋算学！”
这位青年就是四川报刊、出版界的先驱傅崇榘（1875－1917年），字樵村。
众人蜂拥至公馆参观。客厅左侧是“阅报公社”，木版印刷、线装书形式的《算学报》摆在正中突出位置，还散发油墨味，众人看罢大开眼界。墙上挂着傅崇榘龙飞凤舞写的一首诗：“一觉黄粱梦未成，男儿有志事长征。上书空入红莲幕，投笔难随细柳营。阮籍途穷怜壮士，江淹才尽愧儒生。风尘万里逢知己，愿见荆州识姓名。”
有人问：“这首诗愤世嫉俗，看来先生志向非凡……只是百业甚多，先生为何独要办啥子报纸？”
傅崇榘笑说：“敝人是简阳县石盘乡人，家父讳廷玺，道光时举人，曾任江安、泸州两县救谕，卸职后曾在家乡办傅氏小学堂……我自幼不务正业，却喜杂搜博蓄，所以仕途无缘，从军从政都报国无途，年前随家父举家迁省城。自思如今列强凌辱、国事日非，又见蜀中闭塞、民智不开。而西洋各国之振起，莫不以民智为基础、科学为先导。所以敝人不揣浅陋，斗胆创办报纸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还望能多遇知己啊！”
当时的成都确实太闭塞，《算学报》曲高和寡“知己”太少。不久，傅崇榘叹气道：“可叹可怜，办了两期，莫得二十个人肯要！”只好停刊。
尽管如此，但《算学报》是四川继《渝报》《蜀学报》之后最早的报纸之一，也是成都有史以来第一份自然科学类的报纸。
傅崇榘并不气馁，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穴公元1901年?雪创办《启蒙通俗报》，木版印刷。初为半月刊，第14期起改月刊，影响渐大。当时绝大多数民众都不了解报纸的重要性，《启蒙通俗报》1902年8月登了条趣闻：这年7月间，四川制台奎俊标榜新潮，要选拔人才。奎制台出的考题是“欧洲国际法协调约皆无平等权议”。此题一出，参考的人都大眼瞪小眼！原来，此题出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上，上海报纸也登过，但蜀中只有启蒙通俗报馆卖过5本。全川仅刘信臣、傅崇榘、龚向农三人读过；待至放榜，三人分列一、三、六名。傅崇榘事后逢人就嘻嘻哈哈说：“不读报纸，就是他妈的聋子、瞎子、瓜娃子！”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办官报书局。傅崇榘此时已是省城报刊界“权威人士”，他建议该局“总办”陆钟岱创办《四川官报》，至这年十月十日又发行《成都日报》（这是成都第一家日报）……这些官方报纸因得傅崇榘帮助不少，少了许多官腔冷脸，还拉来一些商界广告。
光绪三十二年?穴（1906年），傅崇榘将《启蒙通俗报》改为《通俗日报》。傅崇榘一人编辑，多用白话。但它社会新闻多，文艺“副刊”也不少，还随时出“诗钟”“灯谜”：参加者每人每字出钱二文，作中奖人的奖金，每次收入十到二十串钱，《通俗日报》因这种办法居然大有获益。傅崇榘又聘杨叔尧主持笔政褒贬时事，于是报纸销数日增……其后《通俗日报》分为启蒙、通俗两类，由史嶲峰主持，又改名为《通俗报》《通俗新报》。报纸也改在三道馆街文伦书局用机器排印——在成都这是最早采用现代先进排印技术的报纸之一。
清宣统元年三月一日（1909年4月20日），傅崇榘又创办《通俗画报》作为附刊，随《通俗报》附送。讥讽官场的漫画活灵活现，如有幅《中西人》漫画，讥讽以“改革”“维新”为幌子的官老爷丑态，画旁题词是：“一身洋装，满口华语；周身洋货，不遗下体。又非讨口，狗棍夹起。好像闷头，软帽穿起。又不屙屎，把烟咬起。金钱外输，国货不喜。只恨父母，非洋种子。不中不西，人而无耻。改良社会，个个笑你！”
这些画，把官老爷鼻子都气歪了。1911年9月7日在“保路”高潮中报纸被查封。
但清朝很快垮杆！1912年6月29日，玩世不恭的傅崇榘站在桂王桥北街33号“成都图书局”门口，又乒乒乓乓大放鞭炮，还扯开喉咙高吼：“我们报纸第三次复刊啰……快来看啊，巴适得很！”
最早的彩票及自造黄包车
傅崇榘不但办报纸，在各种“新政”中也大出风头，他还是四川彩票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这只“螃蟹”实在难吞，把傅崇榘几乎弄得倾家荡产！
18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早把发行彩票合法化。光绪年后，中国官方也渐发行彩票。光绪三十一年?穴1905年?雪冬，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七家巷口设四川“彩票公司”（后改名为“票捐总局”）。
初办彩票时都不晓得这玩意儿为何物，“众商缩手”，而傅崇榘却一马当先跳将出来。这年寒冬，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大门右侧，又挂起块“富记彩票分行”的大吊牌来。原来有个当过县丞的冯昆山，这时当上监印彩票委员。他找到傅崇榘说：“你的图书局每期认销三千张吧，彩票公司给你特别折扣，彩票局总办翁又申大人连连夸你敢开蜀中风气之先，委任你为‘商董’……老弟，你真是名利双收啊！”
傅崇榘冲锋在前开办起“富记彩票分行”，成都众商家也纷纷领购彩票。彩票公司为此特委任傅崇榘为售票委员，并对他“悬牌奖励”。
冯昆山是“以权谋私”的高手，不出分文和傅崇榘合伙，所得利润却要“干分三成”。而领彩票需现银，傅崇榘又无此财力，只好约朋友曾雅仑合资。原说好的照三七成分账，傅崇榘在曾雅仑处只得二成之利，在冯昆山处却须付出三成之利。傅崇榘暗自叫苦：“我白白跑腿奔走，每期还倒赔一成之利以归冯！”
到次年（1906年）三四月间，傅崇榘实在玩不下去了，就不再给冯昆山的“入股利润”。冯昆山大怒说：“你难得了老子？你既毁约，我只好把什邡钟知县托我经手、在你处所取彩票该付的银钱‘借’来，充我该得之红利！”
更要命的是：这种官办商销的彩票，官老爷们巧取豪夺弊端甚多。票捐局设立后，内设总办一人，月薪大洋200元；会办一人，月薪100元；下设委员若干，月薪数十元……每期彩票大奖内还有百分之三的回扣。开办之初，每月发售彩票一次，共印票20000张，每张售10元。每期都有中大彩一夜暴富者，百姓争相购买，每期彩票卖得精光。“票捐总局”就来个每期共印50000张，这简直是“杀鸡取卵”，顿时把市场弄得稀烂！
省城彩票由各彩票商领销，发全省各地销售。销售滞阻后，每票改售5元，仍十家九剩卖不脱，傅崇榘处所剩尤多！外无人买，内不准退。曾雅仑亲戚王西垣又挪借银两不还，曾雅仑见势不妙抽身去也！傅崇榘剩了无数卖不脱的彩票，借了一屁股的外债，弄得他几乎去撞南墙！连叹：“恨我心计太拙，实不如人。一年之间共亏一万余金，如今势成骑虎，妈呀，老子咋个办啊！”
傅崇榘同官老爷打交道吃大亏连遇怪事。1906年，彩票局总办翁又申租赁福德街一个州官谈廷桢的公馆，翁因故要转租此房。傅崇榘由于多种原因，强装笑脸应承接租，每月租银三十两，还另付了二百多两银子改造费。这年五月间，傅崇榘同父母一起入住。因人少屋宽，傅崇榘募集徒工开设工业馆，聘东西教员早晚授课。不料运气实在太霉，竟然连出怪事：女儿和侄女在此屋相继暴死，厨师又在中秋这天抹喉自刎，彩票则无期不剩，学堂因无款已停……弄得很信科学的傅崇榘也神经兮兮起来：“妈的，这房子硬是闹鬼不成？”到这年十月，他图吉利将工业馆改为“阜利公司”。
工业馆其实就是个小工厂。原来这时傅崇榘又麻起胆子在啃另一个“螃蟹”：自造黄包车！
清同治三年（1874年），中国上海从日本首次引进了三百辆黄包车，所以又叫东洋车。1898年，四川商务总局宋云岩在成都创办快轮车?穴即黄包车?雪务公司。但其后黄包车与轿行争利肇事打架，官府就禁止黄包车运行了……到1906年，商务局总办沈秉堃很赏识傅崇榘，拨了些银两，委他置备数十辆车作青羊宫花会交通之用。
此时傅崇榘的“阜利公司”就在谈家公馆里生产黄包车。所以说起来，傅崇榘又是成都搞“工业”的老前辈企业家呢！
傅崇榘正想靠造黄包车赚点银子填补彩票“黑窟窿”，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到傅崇榘的“工业馆”在此，有木铁工匠一百多人，洋车材料堆积遍地，搬迁肯定困难，就趁机要挟涨房租。傅崇榘无奈之极，好话说了几箩筐，房租每月加10两……黄包车造毕，傅崇榘再无财力供房租，慌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
这时傅崇榘因彩票积亏捉襟见肘，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约值银二百多两的造车剩料搬回。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高矮不准搬走，厉声扬言：“任你打官司，我是不怕的！”
傅崇榘气得发昏，事后逢人就诉苦大叫：“对我尚如此不可以理喻，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诸公，诸公，公理何在！”
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
朋友苏星舫对傅崇榘说：“樵村，只怪你乱想汤圆开水喝，才弄得一蹶不振！两年前（作者注：指1904年），你以川中报界名流身份，去日本世界博览会考察，你啥子不买，掏空钱包买了几大口袋各国书籍、图表，在四川是最早从日本购进油印工具！归国时你雄心勃勃写诗：‘秀才出了门，更知天下事。踏遍东西球，遂我平生志。我生不逢辰，长才困专制。今日归故乡，桑邦能展翅！’你还是一心吃油墨饭吧！”
傅崇榘长叹一声说：“你说得对极！归途中我还写诗慨叹：‘出洋反比归家近，入蜀方知行路难！’专制社会中干实事大不易啊……我还是先搞出版、办报，开启民智要紧，昏暗中国方能强盛！”
他是很容易激动的人，当下脸红筋涨地呼呼挥笔，又写了一首诗：“少小从军笔屡投，男儿三十未封侯。士非知己难为用，生不逢时亦自羞。且著新书消岁月，愧无多财到非欧。西方教育东方偏，试看支那胜得无！”
傅崇榘从此一心著述，十余年中，汇集出版了规模宏大的《傅氏丛书》，计有：《中国历史大地图》二十种、《万国通商水陆新地图》《中外商务丛抄》一百卷、《四川省文明进步图》《四川省明细详图》《西域古今改革图》《中外商务丛抄》一百卷、《国朝名人言行录》《考订长江水道图》《“山海经”古地今证》。
他还在宣统年间编纂过《自流井》杂志。扬州出盐商，他设计的封面是个穿高领衣、千娇百媚的扬州美女在自贡盐井框架背景中，这就将扬州、自贡两座盐业城市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川盐销天下”的封面设计，以今天眼光看来也是独具创意的。
川中人士无不惊叹：“傅樵村以个人之力亲自编著、校订，出版如此浩繁之图册、刊物、报纸，实奇人也！”
他还当过四川红十字会长。因他长子傅玉荪、长女傅寿珍及四女、侄女得急病，经中西医先后治疗无效，都死了。所以他沉痛地说：“可见中西医均不可恃也！”他鼓吹医学应大力改良及小儿要普种牛痘等。
傅崇榘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他费尽心血写的巨著《成都通览》。此书初名《说成都》，1909年问世。全书31万多字，分列400多个栏目，对清末成都的山川、地形、交通、河道、塘堰、物产、寺庙、官衙、仓廒、工厂、银行、邮政、文娱、赌博、妓女、袍哥、官员、学校、商业、行帮、口语、俗谚、童谣、民歌、街道、家具、饭馆……都分项介绍，真是包罗万象！
有人问他：“自古史书、志书，皆官修。你以一布衣百姓，想传不朽么？”傅崇榘不高兴了，大声说：“我以久居成都来介绍成都，比仅是成都过客却来说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亲身耳闻目睹来介绍成都，比仅靠传闻来记录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成都风物百事实录来介绍成都，而不是以笔墨空谈成都。我以调查近事而说成都，不像有的人考据古典咬文嚼字来空议成都……卖弄文字功夫、向官府颂扬献媚骨的一些史书志书，历代太多啰，哪还要我老傅来多说！”
确实，历朝四川官修的地方史志，大多为统治者及士大夫流歌功颂德，而对民风民俗、社会下层民众的记载实在少见。省城商务局总办沈秉堃此时调任云南，他为此书作的序言很中肯：“自《蜀都赋》《华阳国志》后，而四川风土殊少记载。虽通省有志，府厅州县有志，近时新编各乡土志，然皆记其往迹，录其大要，未有于风俗人情、日用寻常货物价值汇集成籍者。门人傅生从游有年，恒留心实学，著述甚多。近又著《说成都》一书，邮寄来滇。浏览一通，举凡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方言、居家事物，凡百价目、水陆程途，靡不毕载，诚人生必用之书也。以个人之调查，为人群之指南，其稗益社会，岂浅鲜哉！”
荣县籍名流黄芝书序言中，更说出此书价值绝不仅限于成都，他认为凡是中国人要了解西南重镇成都，都该读此书：“傅君樵村有《说成都》之作……不假雕镌，自成信史。盖自有成都以迄今日未有之新著也！……成都者，全川、全中国人之成都，非成都人之成都也……吾知此书既出，凡蜀人、非蜀人，皆当手一编，以资快睹！”
这本书在诸多方面留下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将其称为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点不过分的。如说川菜，书中记载的“陈麻婆豆腐”“椿芽白肉”之类四川传统菜肴小吃就有几百种之多。说起抽烟，清末成都这座30万人口的消费城市，书中记载仅为人“装水烟”为业者竟达1200多人，可见烟客之多。书中记载清末成都有茶馆454家；理发店有619家；收荒匠714家……连“避虼蚤”“避臭虫”及逮耗子的行业、方法都有记载。尽管行文大都简略，但各行各业几乎都可以在此书中找到百年前的珍贵史料！
由于受过不少当官的“狗气”，自幼“男儿有志事长征”的傅崇榘也想过把官瘾。1915年，四川都督胡文澜委傅崇榘当松潘县长。这位傅县长看来不是当官的料，他同几个好友、随从徒步上任，沿途写写画画；上任后又四面八方爬山涉水去考察民风民情，还出版了《松潘游记》，备述川边风情，并附图多幅……引来官场中斥责声一片：“这个‘傅宝器’不但是‘奇人’，还是他妈个‘怪人’喃！他是去当官还是去旅游啊？简直是白吃干饭！”
傅崇榘很快“下课”，写诗自嘲：“乙卯三月，出宰松潘。一筹莫展，徒诮素餐。高跻岷岭，亲瞰江源。上雪宝顶，饮玻璃泉。过大海子，游山西天。立玉池上，探金穴前。清风两袖，游记一编。乐哉此游，梦醒邯郸。撒手东归，幸福神仙……”
诗中大夸其口，好像比如今人们游九寨沟还安逸！其实这个短命县长内心实苦，此后矮小干瘦的他越发借酒消愁、放浪不羁，1917年7月间不幸呜呼哀哉，年仅43岁！
对傅崇榘的贡献，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一月一日，孙少荆（署名“行者”）在《川报增刊》发表的《成都报界回想录》中就说：“有两个人是应当特别记一记的。一个是傅樵村君，此君于成都报界可算得一个开山祖师……就是成都向外埠的通信，也是由他先当起的！”
原来傅崇榘曾创办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1915年任松潘县知事时，才托给其学生陈岳安独立经营。这个流通处成为打破闭塞的四川，与外省及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引进大量中外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报纸……陈岳安后来还成为川中报界领头人物，被戏称为“大总管”。川中名流张秀熟也曾评价说：“对于开通成都风气、介绍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打开成都‘五四’运动的局面，完全靠华阳书报流通处的力量！”
可惜的是，傅崇榘长期被人忽视，其等身著作至今除一部《成都通览》外，竟然大都不存于世了，就连其生平事迹，也不可详考！但是我想“自古真史藏民间”，为国人留下成都清末社会如此鲜活历史的傅老先生，就凭一部《成都通览》，也足可垂名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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