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于揭开红盖头。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承担着文学创作的总结者和引领者的双重角色，既是对之前多年的文学创作的盖棺论定和论功行赏，又是对之后多年的文学创作的谆谆教导和循循诱惑。简单地说，大旗一竖，风向标确立，或者群雄聚拥，或者风紧扯乎。
从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获奖作品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国文学，正昂首阔步、整齐划
一地走在回归中国文学传统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中国的文学创作，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屡屡遭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即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们，鲁迅、曹禺乃至茅盾先生，无不是从思想到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浸透了西方的现代意识。
这固然是当时的时代使然，大势所趋，作为作家的个人，必然臣服于历史的车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却在近百年的文学创作中缺席了。
中国的文学传统，从《诗经》算起，源远流长。具体到小说，中国的小说传统，固然可以从干宝的《搜神记》等一大批志怪笔记算起，但高高名列千年文学排行榜榜首的，却是“四大名著”。简单地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归，更是对“四大名著”的回归，是当代作家对“四大名著”所确立的文学思想的具体实践和致敬之作。
“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就是所谓的“帝王将相”的文学，是大历史、大场面、大制作的文学，是史诗，更是社会主流道德的反应。本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无论是叙述一代贤相宫廷斗争的历史小说《张居正》，还是描写时代风云的《时代三部曲》，或者场面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天空》，它们的共同点，一则是篇幅足够长，二则皆是时代最强音的反应。《三国演义》之所以好，并不在于它对历史的描述有多真实———文学是创作，不是临摹。也就是，《三国演义》创作了一个历史时代，它的成功和万世流传，在于它在意识形态上选择了儒家的主流道德立场，同时迎合了老百姓的英雄观、历史观，然后通过章回体的结构、通俗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三国演义》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儒家思想的传播最大化，大一统，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创作中，西方社会和文学思潮，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屡屡将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撕扯得支离破碎，导致了山中无老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称霸王的局面。花园里百花齐放，但其前提在于必须有一枝独秀，才能形成稳定、和谐、美的文学态势；否则，就是一团乱麻，没有秩序。在百花齐放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归和致敬，则是这百花中独秀的“一枝”。本届茅盾文学奖，大力彰显、弘扬这一回归，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可以起到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功效，既是一针强心剂，又是十全大补丸。除了《三国演义》，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才子佳人”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生活精美、语言精致、细节精妙的文学，锦心绣口，五彩斑斓。本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中，宗璞的《东藏记》可以说是对《红楼梦》的惟妙惟肖的继承与发扬。近百年的中国作家，口必称《红楼梦》、写必模仿《红楼梦》的作品数不胜数，而其语言与形式，无一例外，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白话文。以现代的语言之皮，企图获得传统之神韵，难于上青天。新文化运动至今，文学创作所使用的现代白话文，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距离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渐行渐远。《红楼梦》所确立的精美的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与宝贵财富，却只能够存在于庙堂之上，没有机会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发挥余热。茅盾文学奖对宗璞《东藏记》的表彰，实际上，为复活《红楼梦》的语言、复活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开了一个好头，树了一个典型。
而在另一方面，四大名著尚且有《水浒传》和《西游记》，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除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文学，还有“民间草寇”的文学和“妖魔鬼怪”的文学。衷心希望下一届茅盾文学奖，能够表彰“民间草寇”的文学和“妖魔鬼怪”的文学，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回归和发扬，就功德圆满了。
林扶叠（广州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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