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站台》、《任逍遥》之后，电影《世界》开始公映，第六代重量级导演贾樟柯随《世界》走世界，在国际上连续获奖。《艺术论坛》杂志的年度最佳电影、法国维苏电影节评委会的大奖、西班牙巴马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还有刚拿到的法国多维尔影展的最佳编剧。
随着电影《世界》在北京上映，在小西天半地下的工作室里，贾樟柯贴在墙上的行
程表满满的，我们的谈话总被电话打断，贾樟柯很歉意却又总能快速地拾起话题，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身心全在电影事业里的人。
记者：一直以来，你的电影《小武》、《站台》、《任逍遥》，视角都放在中国的小城镇，这回《世界》把背景放在北京是什么原因？
贾樟柯：《世界》写的是世界公园一个跳舞的女孩子和保安的感情关系，同时带出很多组人物，有跳舞的、有民工、有富有的人、有外国人，很复杂的人群结构，我想通过这些把当代人群的复杂性带出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当代生活的迅速记录，复杂性很重要，拍的时候我很担心把生活和问题简单化。这个视觉能够很好地帮我完成这个想法。
记者：无论怎样变化还是没有离开小人物，你对这样的人物有什么样的感情和感觉？
贾樟柯：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是山西小城镇出来的，那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我对那里有很深的感情。上世纪90年代后，许多人背井离乡，到丰富的地方去寻找，这些人被称为“漂”一代，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扛着行李到了北京。中国银幕很长时间遮蔽了一种现实，就像这样的大多数人群，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有许多问题，在中国加速度建设中是付出成本的。而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要关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个人的付出、压力，他们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中的无力、被影响，这是中国银幕需要关心的。
记者：公映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虽然有DVD，但是15年里，电影文化里年轻的部分没有顺畅地和观众见面，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总有人问我《世界》的票房。我说，一元钱不少，1000万元不多，为什么呢？它的意义太大了，记得那时候放《站台》，在酒吧四面漏光里放投影，效果很差，我很伤心，为什么中国电影要这样才能与中国观众见面？我们现在有了对话的接口。
记者：获得了对话的接口，具体到拍《世界》的时候你考虑和观众的契合点了吗？
贾樟柯：我先考虑的是我的电影和观众的不契合点。我拍电影的方法和素质与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有差距，我很担心，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是喜欢强烈的戏剧冲突，我的电影戏剧性很淡，有很多状态性的描述，非情节性的时刻，描写人的困惑困难，和观众期待戏剧性的欣赏习惯有落差，另一个方面，中国观众看电影习惯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有一个结论，我们做电影一直坚持在现实面前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而不去评价指点生活，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给生活本身一个尊敬，以前的电影可以说是一个强者型的电影，一个完人，一个真理的把握者，现在的年轻导演都改变了这样一个叙事的角度，我们都是普通人，拍的也是普通人。
记者：也有人认为你的电影很自我。
贾樟柯：不是，我们的电影是从一个“我”出发的，“我”和“自我”不一样，“我”是从普通的视觉观察生活，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年轻导演的优点，是这些年轻电影态度上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和观众不能很好契合的一面，我们的观众太喜欢看那样的电影，我诚心希望观众能来影院试一试，把自己的经验经历遭遇投射在电影里，在里面找到感情上的共鸣点，这也是电影的一个看点。我也期待观众稍稍改变一点观影习惯。
记者：你认为的电影和大众所接受的电影有什么区别？
贾樟柯：电影分两种，一种是商业目的非常强的影片，一种是讲自己独立感受的影片，两种影片的出发点不一样，大家对待这些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比如动作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的电影都在增强动作性，动作性越来越强，最后基本上拍得像卡通片，这是一个趋势，我自己和这个趋势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很多时刻没有那么强的动作性，甚至有很多凝滞不动的时间停滞的状态，我们要面对这种感受，我们为什么要都拍成卡通片呢？我并不反对别人，但我坚持自己，拍真实的生命感受的电影。
记者：你认为《世界》属于哪种类型？
贾樟柯：有些电影本身，有很强的商业元素，但它没有商业能力，比如，有很多娱乐电影照样没什么人看，有些电影本身没有商业元素，但它很商业，有很强的商业能力，我相信《世界》有很强的商业能力。
记者：你作为受瞩目的第六代导演，一些选择往往带有标志性的作用，你的电影市场和观众都在国外，你对国内大众所接受的电影有什么选择？
贾樟柯：我要制作的是那些有商业能力的电影。陈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