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我觉得生活需要一个记录，很准确地表现生存中普遍的遭遇，做火腿的、卖香烟的、读大学的、开长途车的、或者盖房子的，不管哪个阶层做什么职业，都能从我的电影看到‘这是我的生活’。”———贾樟柯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
这个春天，随着“地下导演”贾樟柯的《世界》公映与王小帅的《青红》正式通过审查，在走过第100个年头的时候，中国电影因为“第六代”的集体出击，呈现出复苏的气息。
据北青报报道，昨天，北京星美国际影城等全国11家影院发表联合声明，承诺支持《世界》的发行，保证固定时间，固定影厅，长线放映《世界》，这是中国院线对中国独立影片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尊敬。
面对舆论的热烈欢呼，潜伏“地下”8年的贾樟柯显得格外冷静。
11日深夜，《世界》成都站宣传结束，脸上的疲惫掩盖了贾樟柯心底的兴奋。他平静地告诉记者：8年等待画上了句号，一切才刚刚开始……
贾樟柯，1970年出生，山西省汾阳人。长相普通，笑容羞涩，身体柔弱，走在街上，就会迅速湮没在人群里。而在电影里，贾樟柯的力量却让人瞠目结舌。
1为中国电影愤怒烦恼
1994年，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影响正浓。那时，贾樟柯正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就读，他和班里的王宏伟、顾峥很要好，三个人经常一起喝酒。有一天，贾樟柯突然说想拍部电影，大家都以为他犯病了。
“我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顾峥回忆说。
在学校里，学生们晚上经常观摩国产电影，包括《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红粉》等第五代获奖作品。但是，当时国产电影反映的中国现实对年轻人来说越来越陌生了，影片带给贾樟柯的失望和愤怒至今记忆犹新：“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却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有天晚上，贾樟柯对王宏伟、顾峥说：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于是，“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成立了。
2《小山回家》艰难起步
1994年5月，贾樟柯靠为一家广告公司拍广告资料搞到了第一笔钱。5月26日，贾樟柯生平第一部作品诞生。拍摄时间只有一天，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影片名为《有一天，在北京》。1994年底，贾樟柯又找到一笔钱，这次他想拍部故事片，献给1995年的世界电影百年。那就是为贾樟柯打开了电影之门的短片《小山回家》。
1996年12月，被同学冷落很久的《小山回家》奇迹般地在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上获得剧情组大奖，并参展第2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听到消息的那一刻，贾樟柯终于明白自己要坚持的风格：“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关心真正的世俗生活……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
《小山回家》后，贾樟柯还拍了一部短片《嘟嘟》。
3《小武》一战成名
1997年3月，距离毕业还有4个月，贾樟柯找到了一笔钱———20万。这笔钱促成了贾樟柯第一部真正胶片电影《小武》的诞生。
《小武》为贾樟柯赢得了无数的世界赞誉和大奖。法国《电影手册》评论说，《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
然而，贾樟柯告诉记者，那时他最渴望的就是自己的电影能与中国观众见面。他说这个话的背景，是国家电影局1999年1月发文，对贾樟柯、王小帅等几位导演拍片下达了禁令。
禁令下达之前，贾樟柯其实一直在谋求与上影厂合作《站台》，禁令下达后，贾樟柯也没有放弃解禁的努力，他转投北影厂，但《站台》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审查。
1999年11月，由王宏伟主演的《站台》开拍，贾樟柯当时说了一句至今听起来辛酸的话：我当时有点报国无门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傻吧。
4从《世界》回到中国
2002年，《任逍遥》开拍。2003年底，电影局召集一批年轻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座谈。当时，上影厂已经将贾樟柯的《世界》立项上报电影局。
2004年1月，各大电影厂都收到了电影局一号令，贾樟柯正式解禁。4月，《世界》剧本通过审查。贾樟柯终于获得了一个新标签———“地上”。
此时，距《小山回家》已有8年时间。
2005年4月8日，《世界》公映。贾樟柯告诉记者：再也不回“地下”了。
关于独立发行
就像跑江湖
记者（以下简称记）：15天跑11个城市做宣传，适应这种奔命似的方式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很适应，我们都是跑江湖的人，不是娇里娇气的，比较习惯颠沛流离的。
记：为了《世界》，是不是有些心力交瘁？
贾：这只是体力上的，心不累身体累，有些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记：公映前有担心吗？
贾：因为对院线特别陌生，开始担心得一塌糊涂，但走了一圈下来，很多院线的人目光还是很远，有长线的打算，对国产电影有信心。
记：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
贾：很多人觉得，需要培育中国电影市场，培育中国导演的品牌。他们说的话很有意思：张艺谋也是从小长大的，周星驰并不是一下就变成了星爷。
记：为什么要自己做发行呢？
贾：还是想多看多学多接触，做一些创作之外的事情，你要指望发行能赚多少钱，那还不如我拍电影呢。现在成立的春天广告公司只能代理发行，主要是积累一些经验，等公司拿到发行牌照后，将来能够顺利地做一些别的导演的东西，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去帮助那些关心社会的年轻导演。
记：资金有保证吗？
贾：基本还行，我拍广告挣的钱都投进去了。
记：担忧发行之外，还有什么？
贾：观众接受度。因为在做《世界》的时候，就知道剧本的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的观影方式有冲突。我不太喜欢焦点专一的矛盾，因为当今中国有多种现实，专注于某一种现实，忽略掉的就是一个复杂的现实，我特别想把中国当下的复杂性表现出来。这种叙事观众可能不太喜欢。
记：不讨观众喜欢，不是很危险吗？
贾：我很讨厌以前的中国影片，喜欢说教和居高临下的指引。我就想把这个现实打破，请观众来看一个新的电影，里面没有什么结论，没有什么定式，你可以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判断投注在里面。这也是一种挑战。
记：这么辛苦，你有什么特殊感受？
贾：这使我对中国电影的真实状况有了了解。宣传完了，我会写一篇很大的文章，记录从开始发行电影以来的各种经历、感受、判断。这个完整的报告公开发表，对同行会有一个参考。
关于国产电影
很多人在拍卡通片
记：国家认定电影是一个产业，你的定位呢？
贾：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电影不应该有单一的属性，现在判断电影的标准很单一，不管什么电影，好，拿来看看能卖多少钱。
记：中国电影走出去，它可以凭借什么呢？
贾：一定要面对本土的经验。在目前，还是凭借一些反映人之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对人本身生存的反思，如果你老想着拍一个国际性的题材，那可能会失败。
记：反观国内的一些导演，他们对当下中国的关照基本上看不到。
贾：我就一直评价说，大多数导演在拍卡通片，动作性越来越强。比如武侠片，我挺喜欢《卧虎藏龙》的，它的品质超越了一般武侠片，动作之间还有人对动作的反应，这是最可贵的。
记：当初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也是因为对国产电影失望，现在呢？
贾：还是比较不那么愉快吧。这么多年来，关照现实的影片还是太少，银幕上的东西离中国人的问题和感情越来越远，好像大家都熟视无睹。
记：你的艺术坚持，与投资方是不是有一些冲突？
贾：也有讨论，但我还是选择了自己坚持的东西，他们也接受了我的选择。
记：他们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贾：一方面是对我创作的尊重，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对观众的尊敬、观众的自由。我们观影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心态太紧张，没有欧洲观众那样容易接受新东西。当一种新的方法或新的语言出现在面前，他会欣喜地接受、分享，不紧张，很从容。也是因为中国电影太久没有变化了，新电影都被拦在工业大门之外。当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后，首先是紧张、惶恐，无法判断，最后归到三个字：看不懂。
记：这是你全国跑宣传的原因吗？
贾：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帮助发展中国电影的影片是公映不了的，我们的观众有15年的落差。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尽量去把差距缩小。
记：熟悉你的人，都是通过DVD看你的电影，你的这种努力够吸引新的观众群吗？
贾：其实，《世界》的观众和其他影片差不多，有50％是知道贾樟柯或者知道《世界》找过来看的，有50％是拉着手就进来了，随意性比较大。
记：现在票房情况到底如何？
贾：8号上映，截至11日内地票房是45万。现在的票价太贵了，比如消费我电影的主力人群是大学生，他们在五六十元的票价面前会犹豫的。希望好戏在后头。
关于未来
不想再回到地下了
记：从艺术创作来看，回到地上是进步还是妥协？
贾：从《世界》来看，也没什么妥协，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创作。到地上后，我感觉我的题材更尖锐，更猛了。我不会因为在地下，就去拍极端的、非常态的、非客观的，在地上我也不一定做温和的东西。
记：什么时候看到《刺青时代》的？
贾：今年初。北京双鱼影视公司买下了《刺青时代》的电影版权，苏童觉得贾樟柯拍比较合适。我一直想拍中国上世纪70年代黑帮的题材，也在弄剧本。正好可以拍一个南方的，拍一个北方的。
记：进展如何？
贾：毕飞宇月底进入剧本创作。5月份完成剧本，6月份送审。
记：如果没有通过审查，你会回到地下去完成吗？
贾：我想，我可能就不拍了吧！与其凑合，不如放弃。
记：是因为担心又被打入地下吗？
贾：如果有太多的让步和妥协，我情愿不拍，我去做别的。我希望还是能够在……别再回到地下了，尽量不再回到地下了。
记：回到地上，是一个新的开始。
贾：我自己也老强调，才刚刚开始。我觉得，以前的几部电影东一下西一下，遗憾挺多的，我想拍的真正的作品还没有拍出来。前面几部，各有各的缺憾。我想象中的最佳状态今年就会到来，可能拍出真正代表自己的作品。
记：你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
贾：我觉得生活需要一个记录吧，很准确地表现生存中普遍的遭遇，做火腿的、卖香烟的、读大学的、开长途车的、或者盖房子的，不管哪个阶层做什么职业，都能从我的电影看到“这是我的生活”。
记：有没有备选方案？
贾：我喜欢做完一个再做另外一个，没有备选方案，我会背水一战把《刺青时代》拍出来。
记：有人说你的名字和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回避的标志。
贾：我看到这种话都跳过了。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事不属于我自己。
记：会不会回头审视自己？
贾：还是看自己的生活，现在，我写了很多东西，电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日积月累的感情活动和思考还是需要写作来放置，否则会生锈的。电影耗时太长了，不能作为惟一的抒发方式。
记：这些文字会不会出版，跟大家分享？
贾：会，有出版社都把书名定好了。现在精选了30多篇，数量还不够，今年出版不了。
关于生活
太太，曾是我的校友
记：生活的话题可以问吗？
贾：可以。
记：《有一天，在北京》的摄影是朱炯，后来你们结婚了。
贾：是的，她是我太太。当时，我们在找摄影师，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愿意帮忙，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记：怎么之后没有合作了？
贾：她留在北电当老师了，她搞的是图片摄影，现在法国留学，读博士，主要是搞理论研究。
编后
从地下到地上，贾樟柯作为一个标本的意义无疑是显著的，也是多层次的。首先，这意味着一种新的中国电影开始浮出水面，这类影片告诉观众，除了娱乐，电影还可以展示中国经验、记录中国现实，引发人们对自我生存的观照和反思，而这种经验、观照和反思，长期以来对中国观众是特别陌生的；其次，电影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商品。可以说，在地下的时期，贾樟柯更偏重其艺术性的一面，而浮出水面后，电影作为一个商品的属性开始凸现，作为一个导演，他除了对观众负责，还必须对市场和投资者负责。而贾樟柯像跑江湖一样宣传《世界》的姿态，为所有那些只看重电影艺术性而不关心其商品价值的导演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中国独立电影走向市场所迈的艰难而神圣的第一步。这让我想起崔健在中国摇滚乐坛的姿态：“给我机会，我就要表现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