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研讨会上，严家炎先生说宗璞的小说像玉一样温润，引来了许多赞许。在小说里透出晶莹之状，有一股秀美之气，那是惟有玉一般气质的人才有的吧？有人说宗璞的作品缺少冲动，有一点沉闷，我却觉得她的成就来自于这一节制，要不是深切地沉到历史的洞穴里，就不会有《东藏记》这样浑朴的文本。我在这里读出明清小品的影子，也有欧洲古典小说的静谧。宗璞在自己的园地里，以从容温存之笔，代无数死去的亡灵发言，复原出一道道抗日的图景。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群像，那么多文化的愁思，你读着它，像浸在深深的湖，找不
到它的边际。
《东藏记》的叙述笔致是奇异的，那是心灵之光的辐射，散落着无数精神的碎片，搅动着文化史中困顿的一页。小说在韵律上有一点“京派”的余绪，通篇凝重，史笔的背后有着文化的关怀。废名、俞平伯、知堂当年在北平著述时，有过类似的叙述语态。文字儒雅，不狂不躁，平静中却有不安的悸动。比之于旧“京派”的文人，宗璞显得大器。《东藏记》写了众多人物，时空多变，线条纷繁，民国中的苦难与知识群落的追求都点染出来。“京派”文人的身上，冷的气息要多于热的气息。他们像生活的旁观者，有超然于物的冷静。追求一点学问，醉心于心爱之物，生活又悠然闲淡，于是文章与生活都远离着火爆的市井。“京派”文人是特殊的群落，厚重的文化感和独立的品位，非一般人做得来。但一面又顾影自怜，不能飞扬起来，被旧物所累，就少了清峻洒脱之韵。宗璞是超越了“京派”孤傲的。《东藏记》感人的是流动着股股热浪，孟樾为代表的读书人，忧患很深，没有历史看客的超然。孟樾等人的理想是尽伦尽职，在逆境里做自己想干的事。这一类人物既不像鲁迅那样直面着黑暗去做斗士，也不像知堂那样闭户读书，躲在“苦雨斋”里苦住。宗璞注意到了普通知识人的价值，在那些有道义感的教授、学者间，发现了一个民族精神的美质。有一点儒家的情思，一点个性主义的意识。《东藏记》写了那么多的人物，给我印象深的是，作者显示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即知识分子只会空谈是不好的，重要的是用自己的专业，“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用知识与思想，撑起一片天空，使荒芜的世界闪现着智慧的光泽。我读这一本书，想起了一群人物：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傅斯年……宗璞似乎暗示着读者，日本侵略者所以无法征服中国，乃是民魂抵抗的伟力。而那民魂，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文字里，何尝中断过呢？
我读过宗璞的许多书，印象都很深刻。小说能像《东藏记》那么写，不是人人可以做到。友人高远东说，在小说里能写出学问来，有两个人物，一是曹雪芹，一是金庸。我觉得宗璞是有这样天赋的人。读其作品，亦深味学识的渊博。虽然她不是曹雪芹，也不会是金庸。她以特有的文字，指示了文学的另一条路径。如今在这样一条路上走着的，只此一人。
孙郁
网络编辑：赵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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