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的小说和我们的焦虑
《纽约时报书评》在《赫索格》出版的那一年(1964)，发表了一篇题为《连锁信》的书评，说赫索格那些疯疯癫癫的书信片断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信条：这个时代
是一个可怕的深渊……神志正常的旧定义对这趟旅程并没有帮助……但爱、公义、知性和感性依然重要，而不是与暴力和威胁泰然共处。
紧身衣和脑死亡
第一次读到索尔·贝娄的小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还在大学校园里。那时候，大家都一个劲儿在读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卡尔维诺，还有戴维·洛奇和昆德拉。批评界也在开始大谈所谓“后现代”了。大家似乎对索尔·贝娄的现实主义写法兴趣不大，而是着迷于小说叙事的形式创新。实际上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正在接近索尔·贝娄开始文学创作的时代状况。物质主义的病毒，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护航下已经在身边悄悄弥漫，对精神生活的原有程序在进行彻底的改写，传统浪漫主义的“英雄”戏剧已经开始谢幕了，日常生活的“小丑原型”正在粉墨登场。但在众多的“小丑原型”的包围中，还有少数由原来的“英雄原型”蜕化变质而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当时我被索尔·贝娄风趣、幽默、机智的叙事，还有略带刻毒的人物刻画手法吸引住了，也被他笔下那些有“精神分裂症”的知识分子(比如赫索格、洪堡、西特林等)形象吸引住了。尽管我们在学术讨论中大谈“现代派”、“后现代派”(无论对外部世界还是内部世界而言，这都是十分安全的)；实际上索尔·贝娄布下的那个阴影一直深埋在我们心底。我们的确有一点拿赫索格自况的味道，朋友之间经常互相用一句话来相互取笑：“你再啰嗦，就给你穿上紧身衣！”
穿紧身衣(一种布料中有橡皮筋儿的特制服装)，是精神病院的一种常规的辅助治疗方法，目的在于抑制精神病人的亢奋。从社会角度看，这种亢奋症状实际上就是传统浪漫主义的第二代进化形态(第一代进化形态是肺结核，托马斯·曼和屠格涅夫对此有详细描写)。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中的主人公赫索格就经常接受这种穿紧身衣的治疗。赫索格是精神病人吗？我至今还没弄明白；医生也没有完全确诊，只是在他情绪过于反常、举止过于怪诞的时候才给他穿紧身衣。至于他的精神是否正常，连赫索格自己也拿不准。他自己说：“我要是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假如赫索格精神正常的话，那么究竟是谁生病了呢？毫无疑问，那就是他周围的人有病。关于这一点，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权威的标准。法国思想家福科曾经为此绞尽脑汁，还著书立说，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少数人被迫穿紧身衣、多数需要穿紧身衣的人“逍遥法外”的局面。
后现代理论家已经签署了“人物”的死亡通知书(没有“人”，只有“物”)。但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还没死，他们只不过是在充满病毒的环境里“生病了”。尽管他们身体器官的功能已经被分解，但他们的大脑还在急速运转。当代医学关于“脑死亡”(Brain Death)的规定，好像是在为这些人的存在权力提供了一线生机，并对貌似繁荣的虚假生活(索尔·贝娄称之为“活着的死”)进行宣判。
没有地址的书信
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的是一位孤独的军官，天天盼望别人给他写信，自己却从不给别人写信(其实他一封信也没收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英雄”后遗症。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的主人公、“懦弱”的赫索格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人给他写信，而他一生都在不断地给别人(前妻、情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国家议员、尼采、布莱尔、同事、纽约时报的编辑)写信，但一封信也没有发出去，全部装在他的旅行手提包里。他在想象中将信一一发出去了，于是一边旅行，一边继续不断地写，写着一封封没有地址的书信。
赫索格一生最喜欢的两件事：旅行和写信。其实这不过是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旅行是抵达也是逃亡。写信是交流也是回避。此前的长篇小说《雨王汉德森》中，索尔·贝娄就讲述了一个因拒绝现代生活而逃亡非洲的故事。但他假设了一个带着理想返回的结局(类似于大团圆结局)。在《赫索格》中，这种旅行成了漫无目标、永无尽头的流浪。就像他那一封封在现实中没有收件人的书信一样。这是一种让人感到非常绝望的旅途。
《纽约时报书评》在《赫索格》出版的那一年(1964)，发表了一篇题为《连锁信》的书评，说赫索格那些疯疯癫癫的书信片断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信条：这个时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神志正常的旧定义对这趟旅程并没有帮助……但爱、公义、知性和感性依然重要，而不是与暴力和威胁泰然共处。
赫索格正是一个为寻求爱和公义而渴望交流的人，但他无法找到、或者不敢面对交流的对象，他被他的时代所拒绝，或者说他拒绝了他的时代。于是，他在想象中将所有人都当成交流的对象，渴望跟他们亲切交谈，诉说衷肠；但他采取了一种既能够交流，又不在场的形式——写信，而且一封也不寄出去。他独自一人在想象中与收件人一起分享着精神的乐趣。
索尔·贝娄写作《赫索格》的时候还没有网络和手机，人们无法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进行交流。手写的书信，今天的人已经很陌生了。人们相互交流的信息已经变成了电子信息在太空中飞舞，群发到所有人的手中，这是另一种“没有收信人”的形式。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在烛光中写下对一个人的思念，然后用口水将邮票粘上，独自一人在雨夜穿过林荫道，用颤抖的手将信投进邮筒。
晃来晃去的女人
小说主人公与异性的关系，无疑也是一块人生和社会的试金石。索尔·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写了主人公约瑟夫对人生(自由)的厌倦，对婚姻和家庭的绝望，他宁愿重新回到“不自由”的军队去。到了《赫索格》中，这种奇怪的英雄主义情结，已经变成另一种形式。他默默承受着一种自身的懦夫状态，在妻子、情人和日常生活面前。这种懦弱状态，是传统的精神价值和现实的物质主义双重逼迫的产物，因此这既不是左派，也不是自由派，只能是懦弱派。
赫索格是少有的正人君子。或许这正是他的缺陷，他第一个妻子因此抛弃了他，为了探望子女，他只好经常忍受前妻的奚落。第二个妻子马德琳跟一位他们俩的共同朋友跑了。无家可归是赫索格旅行和不断写信的前提。他仿佛一条千里寻家的狗在中途奔波。他反对老师跟学生发生男女关系，维护师道尊严。正是这一点，被他任课的夜校的学生雷蒙娜相中了。雷蒙娜认为，到处都是坏蛋，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已经很少见了，于是主她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当然，赫索格不是没有弱点的。比如，他非常欣赏女性的乳房，认为这是艺术品。雷蒙娜正好发现了他的这个“死穴”。
在赫索格眼中，所有的女性婚前都是他所憧憬的艺术的化身，婚后都成了他的生活导师，指导他如何介入现实生活。女性变幻莫测的性格令赫索格头晕目眩。经过两次离婚之后，赫索格已经丧失了爱的勇气。面对雷蒙娜，他简直是在东躲西藏，这是他的认真之处。第三个女人雷蒙娜，注定只能伴随着他的漫无目标的旅行和不断书写却不寄出的书信一起，在“爱”的中途游荡。
尽管在小说结尾的时候，雷蒙娜依然在他身边，但赫索格已经丧失了交流的热情，“他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信息。没有，一个字也没有。”这是一种交流愿望的最终的和绝望的消亡，一种必然的失败。最后的交流渠道毁灭了。社会价值的崩溃是从最小的单元(家庭)开始的，也是从最隐秘的个人情感领域开始的。欺骗、犯罪、吸毒、淫乱等一系列人类的邪恶品质，也都是因为最后的底线(家庭)崩溃而导致的。
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索尔·贝娄夸大了文学和美学的作用。他将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其思想有保守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他跟马尔库塞和阿多诺是同道)。他说除了现实，还有一种被忽略的真正现实。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看不见这种真正的现实。艺术能够找出日常生活背后的真正现实的本质来。我觉得他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
张柠
索尔·贝娄 小传
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去世，享年89岁。
他曾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76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贝娄生于1915年，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他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的拉辛镇，父母是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定居。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西北大学，1937年在该校毕业，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记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贝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里执教。
从194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的独白》开始，贝娄度过了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奥吉·马奇历险记》是他的成名作，阐释了自我本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在叙事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贝娄风格”。贝娄是一位富于善良人性的作家，从他的早期作品《雨王汉德森》中，可以看到对丰裕社会中精神贫困现象的关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则揭露了当代社会的精神堕落和人道主义危机。
索尔·贝娄 著作
中译本
《勿失良辰》，王誉公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洪堡的礼物》，蒲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赫索格》，宋兆霖译，漓江出版社，1985
《雨王汉德森》，诸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挂起来的人》，袁华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李耀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莫斯比的回忆》，董乐山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今天过得怎么样》，郭建中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
《索尔·贝娄全集十四卷本》，宋兆霖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每个人都是无系之舟
路透社波士顿四月五日消息：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逝世，享年八十九岁。贝娄初出道时，写十美元一篇的书评，后来声名鹊起，成为战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朋友和律师沃尔特·波津说，贝娄在麻省布鲁克兰的家中自然死亡。临终前妻子和女儿均在身边。上岁数后，讣闻成为我爱读的文本类型。一个生命没有了，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上面说，索尔·贝娄临终前妻子和女儿均在身边。原来有时，死亡也可以完美并温暖。它让我想起傍晚那缕橘红色的阳光，它罩在爸爸妈妈的病床上。我陪着他们。那天下午，我说我想去看一部新电影。妈妈爸爸说去吧去吧。晚上回来我继续陪床，妈妈告诉我，下午他们一直躺着，看窗外的一个乌鸦窝：老乌鸦飞出飞进地忙，为小乌鸦叼回很多食物。
一生获奖无数的贝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得过普利策奖和三次全国图书奖。其名著包括《阿奇正传》(又译《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洪堡的礼物》和《雨王汉德森》等。他的作品触及人类存在的本质、移民和犹太人的经验，以及二十世纪美国的阶级和社会变迁。波士顿大学荣誉校长约翰·西尔珀说：“索尔·贝娄不只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教师和朋友——一个完整而杰出的人。”在我看来，索尔·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构成我阅读他作品的一个最世俗的缘由，但关于他这个人，西尔珀的评价比诺奖其实更为重要：一个教师，一个朋友。
贝娄1915年生于加拿大，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移民。他年轻时随家人移居芝加哥，后来他的作品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贝娄的母亲原希望儿子成为犹太经文学者，他在进幼儿园前已能阅读希伯莱文。但是，年轻的贝娄立志要当作家。他于1997年对英国《卫报》说：“很早我就深信我来到世界上，是要写些东西的，因此从13岁起，我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于1944出版第一部小说《摇荡的人》，但他的文学生活，要到1953年才出现转机。那一年他出版了《阿奇正传》，小说讲述一个温和但无目标的芝加哥青年，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贝娄最广受好评的小说是1975年出版的《洪堡的礼物》，该书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
我很幸运，上学时曾读过索尔·贝娄的成名作《摇荡的人》。后来我才知道，索尔·贝娄的这篇成名作至少有三种译法，一个就是《摇荡的人》，再一个叫《晃来晃去的人》，而我读到的那个译本叫《无系之舟》。因为先入为主，我一直觉得“无系之舟”这样一个译文无论就那篇小说的内容而言还是它在我印象中持续漫长的蔓延而言，都再恰当不过。这么多年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无系之舟”四个汉字是我心态的确切表达。十二年前，当我们第一天到《三联生活周刊》报到上班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组织，找到心情之舟所系之所，但后来发现不是那样。或者我想，也只有在一个“无系”接一个“无系”的漂浮中，一生卑微的蜗行才就此完成。我真正需要的也未必是一个标签，一个剧组或一个化简为繁的操行评语。我需要的仅是继续自足于无系之飘，无系之泊，无系之荡，并勉为其难，依旧蜗行。
84岁弄瓦的索尔·贝娄一生结过五次婚，有四个孩子。第五任妻子珍妮丝·弗里德曼于1999年有了女儿瑙美·罗斯，那时贝娄已八十四岁了。他晚年在波士顿大学教文学，但学校说，他近年健康日益衰退，已不再作定期讲课。我发现，有时，抽象的数字，也能生动再现一个人的一生，八十四，五，四，这些数字原本都是空洞无比，可当它们和索尔·贝娄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便忽然成为一个意义的谷堆，诱人联想也诱人猜测。而两年前得手的《索尔·贝娄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居然有十四卷。因为是精装，我花费很大力气才把那十四卷搬回家，然后左挪右移，在书架上腾出个醒目位置，放上去。直到昨天才想起，两年中，竟未曾翻看过其中的一本，而今天晚上，我或许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停留在那里。从什么时候起，一个作家的死亡成为我们阅读其作品的契机？我真有那么忙？我忙的那些事情果然需要我们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黄集伟
一直心碎的硬心肠
就有这么巧——2004年8月14日切斯瓦夫·米沃什去世时我刚刚买到《米沃什词典》，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去世时闪念开读《重点阐释》，如今2005年4月5日，犹太作家，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以89岁高龄去世了，我正在重读他最著名的小说《赫索格》。作家之死对于读者来讲意味深长：读慢点吧，他们会死很久！
如果对比索尔·贝娄的照片——1985年漓江版《赫索格》与2003年浙江文艺版《莫斯比的回忆》收录的照片，很容易看出贝娄的英俊优雅，直到老年也脱不掉的温和知识分子面貌。不仅如此，我头次读他的书《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看，多么矫饰、做作、煽情的书名，多么像优雅面孔写出来的玩意。后来我读到可怜的赫索格教授潜伏在前妻家门外那段(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过《赫索格》的读者都记得)，印象深刻，但并不感动。那段写的是家庭、事业和爱情统统一无所有的赫索格揣着他老爸的手枪要与前妻算总账，但他看到前妻的情夫给他年幼的女儿洗澡，最终打消了杀人念头。直到《洪堡的礼物》，声名如日中天的作家，“我”，查理·西特林，在街上遇到声名早已烟消云散的老友洪堡。
我早已知道洪堡就要死了，因为两个月前，我在街上看见过他，他已经死气缠身了。他可没有看见我。他面色苍白，老态龙钟，一身晦气，拿着一块椒盐卷饼啃着，这就是他的午餐啊！我只是躲在一辆汽车后边看着，却没有迎上前去。我感到不可能这样做……
洪堡死在了一家鸡毛店里，查理·西特林怀着难以表述的感情不断地回忆他。躲在汽车背后看到的一幕与潜伏在家门口的那一幕重合了，这是文学中最动人的叙述之一。我深受感动，深信自己比从前更了解《赫索格》，从前认定索尔·贝娄身上的感伤趣味是何等大的误会。没有感伤，索尔·贝娄以他更多的小说列举残酷真实：自私，纵欲，敛财，不忠，如此种种人性的污秽，每个人每一桩人生生意里的缝缝补补拼拼凑凑而已。婚姻是索尔·贝娄小说里的一大危机，所有人物似乎都饱受婚姻之苦，男主人公动辄二婚三婚，女主人公则无限热衷于打官司，直到榨干前夫的一分钱为止。索尔·贝娄在这桩事上的绝望程度让我想起20世纪初的舍伍德·安德森，后者故事里的农场雇工总想抛下家庭闯天下。
索尔·贝娄会让你在他的小说里修正这样的看法，他其实是个硬心肠，他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硬心肠，否则怎么活得下去。当赫索格打算长期住在乡下平静生活时，一心想把他收归石榴裙下的雷蒙娜找上门来，当莱娜达跟别人结婚时，西特林必须要为他的情妇照顾孩子，或许他们都试图感伤一下，结果却把什么都搞砸了，甚至把“感伤”都搞砸了——西特林的车被混混砸了个残废，还被混混四处带着折腾，没有感伤，没有屈辱，身为社会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的西特林和这个名叫坎特拜尔的社会渣滓“合作”好几把。
索尔·贝娄的小说主人公都被读者认出来，洪堡是以他两位好友的原型，《拉维尔斯坦》是布鲁姆的故事，还有他的前几任妻子们。当我深为所谓索尔·贝娄的知识分子作家的知识分子写作所疑惑时，我更折服的是这种自传色彩背后，是索尔·贝娄的勇气与担待。这是比写作更为广阔的话题。索尔·贝娄绝非一个心慈手软的人，无论是对故事，对人物还是对他自己。
“每当星期天，布朗叔叔高声朗读意第绪语征婚启事时，他们都坐在露天高台上笑着。‘风姿绰约的寡妇，现年三十五岁，深色皮肤，在哈得逊河地区拥有纺织品买卖；善烹调，信东正教，教养良好，仪表端庄，会弹钢琴；膝下有两子，聪明伶俐，举止得体，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这是索尔·贝娄短篇小说《如烟往事》中的一个场景，这是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重心所在，他几乎每一本小说里都逃不脱犹太人的身份，他的主人公都沉浸在回忆里，往事如烟，斯是何世。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与另外一位犹太作家、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辛格泾渭分明。索尔·贝娄描写的不再是移民，而是美国人，更加现代，也更加现实的美国生活。我读了大部分索尔·贝娄的小说，佩服，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喜爱，他是一位大作家，但在长篇中缺乏经典，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些让人喜欢的东西，反倒是在一些短篇中常常给人惊喜——比如写一个60多岁的男人要死80岁的老爸了，而这个老爸又是个十足的浪荡子，多年前假儿子之面偷过别人的东西(《银碟》)，又比如经济大萧条时期送救济金支票的故事(《寻找格林先生》)，里面这样介绍送支票的人：“他受过教育，是个单身汉；从某些方面来说，为人很简单；他喜欢喝一口，但不贪杯；他的运气一直不好。他没有存心要掩饰的事情。”写得不够好，但是这样的故事你读着就觉得很愉快，很喜欢，你看不到他的心肠，你不需要看到他的心肠，他也不必一定要硬起自己的心肠为你写一个故事。
戴新伟
世界失去了一位认真写作的人
2004年，苏珊·桑塔格去世，中国读书界一片喧腾，或者扼腕叹息，或者“按图索书”。2005年，索尔·贝娄去世，则是一片沉静。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美国的著名作家，都是犹太人；区别则在于，桑塔格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学明星、学术明星和政治明星；索尔·贝娄，则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
那个文学时代和如今的不同，正如同西装和斑马的不同。在那个文学时代，没有文学术语，没有含混不清的哲学符号，没有故作深沉的歧义和神经质。作家们尊重自己的工作，崇尚字词句的正确，讲究写作技巧，能够彼此进行文本的细读和批评。而在另一方面，对工作的热情和对作品华丽的追求成为作家们写作的动力，华丽而非耀眼，绚烂而非斑驳，熨帖而非夸张。幽默成为作家们的炫技场，成为作家们表演的舞台和引人注目的工作方式——那是20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新思潮、新生活、新罪恶在70年代全面登上文学和技术的舞台，文学最终支离破碎，幽默沦落为搞笑，写作沦落为乞讨，故事沦落为梦话。在如今的年代，要求作家讲一个故事，不如要求他们拿大顶来得实际和体贴。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纷纷谢世，这是自然的规律；作为一门手艺，文学已经退出舞台，留下了一群肢体僵硬、皮笑肉不笑的“卖笑客”，这是历史宽容的必然。
索尔·贝娄并不能够被说成那个年代的最后一位作家。“终结者”的形象只适宜在科幻电影里出现，“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等等说法，被使用得泛滥成灾而失去了最后一丝庄重，“时代的良心”或者“时代的写照”等等俗语，则是社会活动家的标签。作为死亡事件的主角，对索尔·贝娄的恰当描述则是，他的去世，使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技艺高超、热爱工作、喜欢华丽的文字、终身保持着创造力和幽默感的作家，失去了一位认真写作的人。
2000年，84岁的索尔·贝娄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该书立刻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并在美国的文学界和学术界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争议的主题在于小说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教授，多大程度上是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艾伦·布鲁姆教授——美国著名学者、《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作者、小布什政府的政治思想来源之一。小说是创造，更是对生活的戏仿——而非模仿。作为一个中国读者，阅读《拉维尔斯坦》的乐趣，并不在于获知布鲁姆教授的生活细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来自火星的名字)，而是获得久违了的阅读的乐趣：行云流水的叙事、层层铺排的螺旋形结构、精致的形容词、准确的动词、节制而体贴的比喻、温良但尖锐的讽刺、跳跃的人性的火花和闪烁的幽默之光。
1976年，索尔·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作品“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贝娄的名作《赫索格》、《洪堡的礼物》，而且适用于这部《拉维尔斯坦》。这句评语看似平平常常，却是对作家的最高褒扬。如何在作品中通过精妙的分析展现作家对社会与时代的人性的理解，这几乎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和力图达到的目标——当然，对于当下的文学界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实现这一写作目标，而是“精妙的分析”这一技术工作早已失传，“富于人性的理解”则受到了作家和读者们的普遍嘲笑。作家们之间的竞技，不在于“分析”的技巧，也不在于“理解”的难度，而是恶俗和粗陋，故作标新立异，实则拾人牙慧。
林扶叠
图：
刚刚去世的索尔·贝娄曾以《赫索格》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贝娄著作中译本
《洪堡的礼物》，蒲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赫索格》，宋兆霖译，漓江出版社，1985
《莫斯比的回忆》，董乐山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