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拖延一年之后，终于公布了获奖名单，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和宗璞的《东藏记》五部作品光荣上榜。之前，文学界和媒体对茅盾奖的评奖程序已经提出了质疑和不满，结果一出，又是一片喧哗。不管怎么说，难产总好过流产，表扬的话听多了不稀罕，理性的批评才是此刻最最需要的。有个大人物说了，最怕的是鸦雀无声。——编者
茅盾文学奖，还是“矛盾文学奖”？
特约文化评论员 王晓渔
前后历时近两年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于揭晓，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和宗璞的《东藏记》分别获奖。媒体对莫言《檀香刑》的落选颇感意外，我却没有那么吃惊。如果莫言、李洱等获奖，那倒要更新对茅盾文学奖的看法了。这几天“结果不公正”成为批评焦点，不少批评家列出自己认为应该入选的作品。对于这种批评，一些持“一元审美观”的评委可以以“美学多元论”为借口进行推托。他们一边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当作文学的标准尺度，一边告诉批评者众口难调，对同一部作品的判断不可能是统一的。还有媒体批评它“黑箱操作”，其实真正的“黑箱操作”往往不会那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茅盾文学奖的问题恰恰出在“玻璃箱操作”上。
不能否认，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努力做到一定程度上的“程序透明”，对评奖过程、评委组成、评奖规则均有着比较详细的介绍。如果说“黑箱操作”的“程序不透明”成功地掩盖了“程序不公正”，“玻璃箱操作”的“程序透明”恰恰使得“程序不公正”彰显出来。我们知道，透明度非常高的玻璃箱会自动纠正“程序不公正”。问题在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虽然摒弃了黑箱，却只换上了毛边玻璃。这使得它的“程序透明”处在若隐若现的程度，既无法起到纠错的作用，却又让它的秘密暴露在旁观者面前，最终成了“矛盾文学奖”。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要求出版、发表于1999年至2002年底，但根据《评奖条例》，个别1977年至1998年间出版、发表的未获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得到评委会不少于半数委员赞同后亦可参评。与其说这样更有开放性，不如说更有随机性。它使得“参评作品的年限”这一最容易限定的标准形同虚设，只要评委会有意让某部小说获奖，它是哪一年的作品都无关紧要。它的评奖日程更为耐人寻味：2003年10月20日，审读工作开始；11月8日，评奖办公室发布《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审读工作结束》的消息，透露有23部作品入围；但直到2005年1月25日才公布具体名单，26部长篇小说进入终评。按照惯例，最初的审读要阅读大量的长篇小说，但是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与这种“神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布一份入选名单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半个多月的时间确定了23部入围作品，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确定了3部增选作品呢？更为有趣的是，莫言的《檀香刑》曾在审读中全票通过，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则是增补作品，最后的结果却是前者落选、后者获奖。
如果我们对评奖过程、评委组成、评奖规则一无所知，很难进行有效的批评。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批评茅盾文学奖，恰恰因为它的程序已经开始若隐若现。茅盾文学奖要想避免成为“矛盾文学奖”，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回到“黑箱操作”，让旁观者不明就里；另一个是把毛边玻璃换成透明玻璃，进行真正的而不是欲遮还羞的“玻璃箱操作”。
《檀香刑》为什么落选？
本报文化评论员 许庆亮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上周评出，事先被看好的莫言的《檀香刑》名落孙山，同时落榜的还有红柯《西去的骑手》、李洱的《花腔》，这三部在读者中反响很高的长篇小说均无缘本届茅盾文学奖，至少证明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特色：它的的确确是个专家奖，与大众的口味无关。
莫言的《檀香刑》本人在2001年看过，几年后还有印象。从《檀香刑》的落选，似乎可以看出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风格。
莫言的《檀香刑》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慈禧出逃为历史背景，令人新奇地以光绪年间刑部大堂的首席刽子手赵甲为第一男主角，拔萝卜带泥带出了赵甲的儿媳孙眉娘、与儿媳通奸的高密县令钱丁、半傻的儿子赵小甲、带民抗击德军的亲家孙丙。
关于1900年的历史风云，目前的史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正统的史学观来看，义和团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一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运动，在摇摇欲坠的晚清变局中起到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然而在唐德刚、袁伟时等一批历史学家看来，义和团运动的意义还有更多层次的解读方式，包括义和团在当时的所作所为以及历史意义，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莫言选择这么一个题材，特别是小说中对义和团的描写，显然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相违背：“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和精神”。
其次，茅盾文学奖中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檀香刑》也是背道而驰的。《檀香刑》表面上描述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矛盾，深层次的根源却在于晚清时期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而从头到尾对酷刑的描写，跟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更是无法挂上钩。特别是赵甲500刀凌迟处死刺杀袁世凯的钱雄飞的描写，居然长达20页。在福柯看来“公开处决在酷刑的展示中具有一种鲜明的司法政治功能，它通过在罪犯肉体上公开展示精心计算的刑罚，以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重建或者恢复一时受到冒犯的君权，并以儆效尤。”福柯同时也说到：“规训代替酷刑是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莫言如此着墨渲染酷刑，宣扬君主专制制度的残酷，以茅盾文学奖这条标准来衡量，是社会退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一个象征。
再次，茅盾文学奖的又一条标准是这么说的：“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小说的第一男主角是光绪年间刑部大堂的首席刽子手赵甲。赵甲曾在咸丰皇帝的宫中行刑，曾为袁世凯杀死刺客，受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诏见，并得到老佛爷赏赐的檀香佛珠，皇帝赏赐的檀木龙椅；后来的风云人物如张勋、段祺瑞都与他打过交道，德军与义和团在山东的冲突也是以赵甲对孙丙施以檀香刑作为终结的。这样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草民，居然能得到这么多常人无法获得的“荣耀”和“功勋”，这简直就是对“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强烈讽刺。
以这三条重要的评选标准来衡量《檀香刑》，《檀香刑》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失败之书”。按照我对这些标准的理解，《檀香刑》根本连初选的资格都不具备，完全应该在初选时就该将它扫地出门。不过评委们如果想树立一个反面典型，为其他获奖作品做一个参照系，从这五部获奖作品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回归传统的十全大补丸
本报文化评论员 林扶叠
千呼万唤始出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于揭开红盖头。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承担着文学创作的总结者和引领者的双重角色，大旗一竖，风向标确立，或者群雄聚拥，或者风紧扯乎。
从本届五部获奖作品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国文学，正昂首阔步、整齐划一地走在回归中国文学传统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中国的文学创作，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屡屡遭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即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们，鲁郭茅巴老曹，无不是从思想到理论到创作实践，浸透了西方的现代意识。这固然是时代使然，大势所趋，作为作家的个人，必然臣服于历史的车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却在近百年的文学创作中缺席了。
中国的文学传统，从《诗经》算起，源远流长。具体到小说，高高名列千年文学排行榜榜首的，是“四大名著”。简单地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归，更是对“四大名著”的回归，是当代作家对“四大名著”所确立的文学思想的具体实践和致敬之作。
“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就是所谓的“帝王将相”的文学，是大历史、大场面、大制作的文学，是社会主流道德的反映。本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无论是叙述一代贤相宫廷斗争的历史小说《张居正》，还是描写时代风云的《时代三部曲》，或者场面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天空》，它们的共同点，一则是篇幅足够长，二则皆是时代最强音的反映。《三国演义》之所以好，并不在于它对历史的描述有多真实，它的成功和万世流传，在于它在意识形态上选择了儒家的主流道德立场，同时迎合了老百姓的英雄观、历史观。然而，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创作中，西方社会和文学思潮，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屡屡将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撕扯得支离破碎，导致了山中无老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称霸王的局面。花园里百花齐放，但其前提在于必须有一枝独秀，才能形成稳定、和谐、美的文学态势；否则，就是一团乱麻，没有秩序。在百花齐放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归和致敬，则是这百花中独秀的“一支”。本届茅盾文学奖，大力彰显、弘扬这一回归，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可以起到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功效，既是一剂强心针，又是十全大补丸。
除了《三国演义》，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才子佳人”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生活精美、语言精致、细节精妙的文学，锦心绣口，五彩斑斓。本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中，宗璞的《东藏记》可以说是对《红楼梦》的惟妙惟肖的继承与发扬。近百年的中国作家，口必称《红楼梦》、写必模仿《红楼梦》的作品数不胜数，而其语言与形式，无一例外，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白话文。以现代的语言之皮，企图获得传统之神韵，难于上青天。新文化运动至今，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创作所引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已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距离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渐行渐远。《红楼梦》所确立的精美的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与宝贵财富，只能够存在于庙堂之上，没有机会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发挥余热。而《东藏记》所使用的近代白话文和传统小说结构模式，用死亡的语言写小说，则是对鲁郭茅巴老曹的一次逆反，也是复活《红楼梦》、复活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的一次实践。茅盾文学奖对《东藏记》的表彰，开了一个好头，树了一个典型，必将掀起一场拯救和复活“死语言”的运动。
而在另一方面，《四大名著》尚且有《水浒传》和《西游记》，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除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文学，还有“揭竿而起、落草为寇”的文学和“妖魔鬼怪、猴子变人”的文学。衷心希望下一届茅盾文学奖，能够表彰“民间草寇”的文学和“猴子”的文学，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回归和发扬，就功德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