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大学，是个颇为沉重的话题。陈丹青请辞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只是所有大学问题的冰山一角。人们担心，长此以往，大学会不会因为教育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流行而变得面目全非？近期相继出版的《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及《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等书，多少将人们的这种忧虑凸显出来。这两本书都是以往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选编，编排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个别文章甚至被两个编者同时看中，分别选入自己所编的书中。但它们的出版，依然受到学界的瞩目，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大学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我
们的关注和思考。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精神看得很重要。《大学的精神》不必说了，《逝去的大学》最初就叫《大学精神今安在》，编者并不讳言，选编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寻失去的大学精神”。逝去者，失去也。所以，这两本书中，前人写的文章和写前人的文章要大大多于今人写的文章和写今人的文章。这也使得二书都有很浓重的怀旧的意味，但不是简单的今不如昔。实际上，编者的出发点还是放在反思当下大学的处境，探索教育改革应该持有的方向。这是每一个关心大学命运的人都不应该回避的。
具体言之，大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有哪些内涵呢？这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两本书都选择了回忆北大、清华的文章，都选择了回忆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的文章，那么，所谓大学精神，难道不是包含在他们的全部教育实践中吗？比如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人格教育”，正是所谓大学精神的重要表述之一。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可悲的是，这样可以“虑及久远”的教育家在当下反而是不被认可的，至少是不合乎现代潮流的。社会上很多人都把上大学设定为自己的目标，但是，现在的大学能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装载知识的容器？对此，我们是很不乐观的。
爱因斯坦说：“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他的这番话包含着他在学生时代的切身感受。如果以人的受到伤害为代价求得知识，其实是有点儿得不偿失的。在这方面，两本书都选编了一定数量的研究大学办学理念的文章。我们不是办大学的人，我们只是作为父母希望把自己的儿女送进大学里面去，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明白了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那么，我们还会不惜一切代价逼迫儿女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吗？在这个意义上说，《逝去的大学》或《大学的精神》不是完全给教育界人士准备的，它的读者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多得多。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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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