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介绍：李焯桃，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曾任《电影双周刊》总编辑，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以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现职香港国际电影节总经理。
李焯桃：为电影节松绑 电影节不能太功利
泊明：香港现在的电影市道不好，在筹备本届电影节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要增强电影
节的功能性，希望藉此为香港电影带来更多的借鉴？
李焯桃(以下简称“李”)：没有从这方面的功能性角度考试，因为：一、电影节是文化事业，不能太短视，太功利；二、电影市道不好原因太多，电影节能起的作用太有限；三、每年电影节的《香港电影面面观》环节，已对香港电影推广至海外起了一定的作用。
泊明：你个人在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中的职务是总经理，这个头衔让我觉得电影节的商业味道很浓，实际上电影节的商业活动多吗？另外一方面我又感觉电影节特别注重艺术性，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李：其实“总经理”的头衔不一定代表商业味道丰厚，因此前全官方主办的时候，掌行政的已全是“高级经理”、“经理”、“副经理”。此外，此头衔乃由艺术发展局接手主办电影节后，招兵买马时定出来的，蛎本人的意愿也。我个人较喜欢策划节目和特刊出版，但如今大多数时间却不可避免要放在行政方面(包括找寻赞助)，“总经理”一衔也不能说不恰当。
至于电影节的“商业活动”，若说与宣传推广有关的，那可有不少；但若说纯粹牟利的，却几乎没有。须知“节目注重艺术性”与“宣传推广注重商业性”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最佳例子可数戛纳电影节。
构建公司化的电影节
泊明：现在的投资商对电影的投资热情似乎不高，这样的尴尬同样蔓延到电影节和电影奖上，台湾电影金马奖和香港电影金紫荆奖都遇到了资金上的尴尬，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情况怎样？
李：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市道都陷入低期，投资热情减退已是正常不过的事。台湾金马奖的经费来自官方(为主)，更牵涉政党政治，与香港的情况不同。香港影评人协会两个不同组织主办的金紫荆奖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皆民间主办，经费短绌乃因难找商家赞助。电影节比较幸运，今年的商业赞助打破历年纪录，其实反映了它二十多年建立了一定的品牌的形象，只不过以往由官方主办，从不屑争取民间的商业赞助。
泊明：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主办方也是几易其主，你觉得一个电影节是政府参与主办还是由民间组织承办更有利于它的发展和成长？
李：最佳模式是民间公司化组织主办，由政府提供1／3至1／2经费的资助，其余1／2至2／3由商业赞助及票房收入补足。这也是多数海外同类的国际电影节及本港每年一度的香港艺术节的模式，早已证明行之有效。如此既保证了一定的财政稳健性，又可保持行政上的独立性和灵活度。
泊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觉得现在的香港国际电影节是否已经找到了一个较为适合自己的模式？
李：尚在摸索中，希望今年稍后(六七月间)可完成公司化的过程，正式脱离艺术发展局的架构，行政更独立，可有更多时间完善公司化后的架构模式。
泊明：感觉这两年来我们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一直都在酝酿着新的变化，今年的变化已经较为明显，能透露一下今后的发展计划吗？
李：正如前述，今后的发展计划是公司化后，(在宣传推广上)更努力接近群众，以免曲高和寡；但节目以艺术性为主要考虑的原则坚持不变。
这两年来一直有新的变化，正如说明了以往官办时期潜力完全未能释放，如今只松绑而已。
泊明：今年的电影节增加了三个竞赛奖，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什么？
李：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电影节在国际上的竞争性，还有就是大大有助电影节在本地的宣传、推广及提高本地观众的兴趣。
不愿怀旧，只想松绑
泊明：总体感觉今年电影节的怀旧意味很浓，可能是因为我看到不仅有邵氏名片的展映，还有香港电台电视作品精选。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有一种对香港影视辉煌过去的怀念，并以此与现在的香港电影人共勉的意思？
李：纯属巧合。不可不知的，是“香港电台75周年电视作品精选”只是一个“附加”节目，即并非电影节主动策划的节目，而是应香港电台为庆祝创台75周年的邀请，而加添的“赠庆”项目。
至于邵氏名片大展，更是由香港电影资料馆为配合电影节而筹办的节目。为何是邵氏？那当然跟天映娱乐同期大量推出邵氏制作的VCD／DVD有关啦！
泊明：香港国际的视野一直都非常开阔，不局限于哪几个国家的电影作品，也不局限在哪几个类型上。尤其在类型上我觉得一些大师的经典作品经常会和一些地下作品同时出现，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李：香港国际电影节一向都以这份兼收并蓄的多元性自豪。多年前我曾经写过，“民主多元，打破垄断”，是电影节的存在理由，因为它是每年一度密集放映平日被商业发行制度排斥的各国电影，从而打破一切(因商业或政治导致的)主流电影意识形态垄断和宰制的盛会。
泊明：另外我想向你了解一下你对目前香港电影的看法，除了经济和社会的原因外，香港电影还有什么其它需要总结的地方？香港电影目前最缺少的是什么？
李：香港电影的低潮，其实与整个社会的泄气息息相关。当社会重拾自信时，香港电影也会有再抬起头的一天。目前香港电影最缺少的，一是经过磨练，能拍大片的年轻一代人才；二是勇于投资在他们身上的资金或投资者。
泊明：展望一下今后，你觉得内地和香港在电影上的合作空间如何？我们的电影节有考虑在加强香港和内地电影的合作上多做些努力吗？
李：香港电影和内地的合作空间当然很大。若说制作上的合作，电影节是没有角色扮演的。但在推动两地文化上的交流方面，电影节当然可以更努力多一点。
专访〈二〉
黄爱玲：传承历史激励新生
黄爱玲：电影文化人。曾编《诗人导演————费穆》及出版文集《戏缘》。现为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当代亚洲电影足迹单元主持。
泊明：你是本届电影节当代亚洲电影足迹单元的主持人，就个人感觉而言，你觉得这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与往届有什么大的不同，有什么最为值得一提的特点？
黄爱玲(以下简称“黄”)：我特别想提到的一点是亚洲数码录像竞赛这一单元，将数码电影引入到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中，这是本届电影节的一个大的进步。数码电影近年发展很快，数码技术为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电影的拍摄制作手法都与传统的35毫米胶片拍摄有很大的不同。电影的概念随着数码电影的兴起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香港国际电影节能够及时将这些新兴的东西引进到电影节中，这是本届的一个最大特点。
泊明：我们知道香港国际电影节之前只有一个影评人评选的奖项，但今年它新增了几个竞赛奖，你如何看待新增的几个竞赛单元的奖项？
黄：原来的那个国际影评人奖，体现的主要是影评人对这些电影的看法，新增的奖项评奖的角度显然与原来的那个奖有所不同。一是评奖角度上不同，不再是以个人的观影感受去评奖，火鸟大奖新秀竞赛、人道纪录片竞赛以及我上面提到的亚洲数码录像竞赛，是为了鼓励新秀电影人、新电影以及纪录片而设立，评奖的意义显然更为明显。
泊明：今年我们看到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金像奖以及亚洲电影投资会将相继在香港举行。你觉得这些大的电影活动同期举行它的意义何在？这样的情况会否成为香港电影奖生存的一个必然选择？
黄：我觉得这个状况今后如果能够发展下去也是十分合理的。本来这几个有关电影的活动举办时间就相差无几，现在在时间上连贯得更为紧密，一来在宣传上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而且一起宣传的影响力也要大很多；另外，对于来参加电影节的嘉宾而言，一次可以参加几个重要的电影活动是个很好的机会，除了参赛、观摩电影之外，还可以借亚洲电影投资会寻找商机结交更多的电影界的朋友，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泊明：你今年将主持当代亚洲电影足迹这一单元，你对亚洲电影去年的印象如何？
黄：我去年看电影的时间不多，所以对去年亚洲电影的印象可能不够全面，希望今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电影。不过印象中去年亚洲电影中的纪录片和数码电影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这在将来也应该会有更多的发展。
泊明：对，我看到本届电影节中内地也有一些纪录片去参展。
黄：是呀，我觉得内地的纪录片前景非常广阔。内地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很快，这些巨变都需要有人去记录它，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变化的过程。
泊明：本届电影节中有一个单元是专门展示邵氏的经典老片，另外还有一个香港电台75周年电视作品展，你觉得展示这些作品的背后有没有怀旧，以及对时下香港电影寄予鼓励的意思？
黄：不是，香港电台的电视作品展可能是因为赶上他们75周年庆典。类似邵氏经典回顾这样的单元以前也都有，这样的回顾一般都会结合出版等其他相关活动，如这次活动后就会有很多相关书籍出版。你知道以前对香港电影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做得不是很好，现在我们电影资料馆一直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借这样的活动，我们会同时整理出相关的资料，并集结成书出版，这也是对香港电影历史的一种继承吧。 泊明/文(原载: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