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常用“中国盒子”来比喻不可预料的变化，除了有意的狡猾以外，我想还包含这不同文化相遇时候的误解吧。至于中国艺术家和威尼斯双年展的相遇自然也有误解，1990年代有一段时间艺术圈把到威尼斯参展当作跃上潮头之举，因此有艺术家闹剧式地给一些人发出伪造的威尼斯邀请函，让艺术家一惊一乍的。
不过说到最有“中国盒子”效应的事件，似乎还要算中国馆两次进军威尼斯的计划，
让人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参展艺术家作品如何如何富有创意，而是参展过程本身的曲折变化。第一次是2003年，临行前中国内地的非典疫情爆发，让意大利人有点后怕，最终临时取消了去威尼斯的计划。而今年的参展计划则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据说原因之一是场馆很难敲定。从2003年到2005年，文化部对于这一活动的征选程序、预算没有发布任何公开信息，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艺术圈和政府部门掌握，公众所知道的非常有限。其次，最让人惊讶的是2005年中国馆的信息首先出现在策展人蔡国强的个人网站和欧美的一些艺术网站上，而文化部或者策展委员会目前还没有向国内公众发布有关信息，让一件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交流活动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反观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征集展览计划的方式。香港艺发局于2001年首次参与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仅比中国早一届。为了参加今年的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他们早在去年底就发出公开邀请，请有兴趣的艺术团体或独立策展人提交参展计划建议书，经过评审以后中选者可以代表香港参与双年展。这个过程始终是透明的，艺术家和公众都可以了解到最新的进展。已经第七次参展的我国台湾也是类似的运作手法，首先由出资主办方提前半年发布公开征选的通告，各个策展人提出计划，由评审委员选出获胜者，港台媒体也早在年初就报道了他们选出的策展人和主题。
或者这和内地社会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一样，艺术界同样面对急剧变化的情况，不得不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原则，以解决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为己任，而缺少制度层面的长期规划和建设。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经过这两次的经验，下一次中国馆会走得顺畅一些，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这样本土操作的展览也能在制度上健全起来。
不过连带的一个信息发布问题也颇有趣味，中国要在威尼斯双年展设立国家馆的消息最早是欧美的一些艺术网站曝光，类似的，库哈斯事务所设计西单图书大厦的消息去年就由他们事务所的人发布在国际建筑杂志上，而绝少有消息发布透露给国内媒体。细究起来，一方面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没有建立公共意识，不少机关还没有主动发布信息的习惯，其次一些国外机构在心态上更为重视欧美媒体的心态，利用中外信息传播环境的差异打“时间差”，造成“墙内开花墙外红”的局面，或者在两者之间两面讨好。其实，在传媒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打“时间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而主办者发布的信息越少，大家对“中国盒子”的想象就越多，还不如自己主动打开来，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本报文娱评论员 周文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