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邓丽君，就要写25年前的事情，25年虽然不长，但对于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来说更容易变得久远生疏。即便是受到邓丽君影响的人，在回忆的时候，也都要费些心思去想想，那个年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邓丽君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她的奇特之处在于，两岸特殊的政治背景发展出的不同文化轨迹在一个特定时空错位中让两个异面轨迹交汇在一起，于是她成为那个年代许许多多
人的一道独特的佳肴，在争议中完成了对内地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她最终失去了回到祖国大陆的机会，这片拥有她最多听众的地方，这片留下过她歌声的地方，没有留下她的足迹，成了她毕生的遗憾。
邓丽君是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内地？又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的？已无从考证，大约在1977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她的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进入，随后又通过无线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到了1979年，随着卡式录音机慢慢成为寻常家庭的消费品，邓丽君便通过这个媒介传播得越来越广。
在争议中启蒙
乐评人金兆钧那时候是老三届，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时候‘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还没开始卖呢，都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大开盘带，1978年我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谁的歌？真好听。有了录音机后，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一个同学在‘倒’那盘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到1980年的时候邓丽君已经风靡全国了。”
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在当时传播媒介和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仍能如此流行，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
金兆钧当时在学校是个比较活跃的文艺分子，于是学校领导找到他，“既然邓丽君影响很大，你要不办个讲座给大家讲讲”。那是1981年的事情，于是金兆钧连着讲了三次，把他当时对邓丽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内容都说出来，他说:“快到年底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召集大学生代表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邓丽君。那时候还挺开放的，不是为了批判她，就是听听大学生的反映。我在会上说了很多，后来《音乐周报》编辑把我留下来，让我写一篇关于邓丽君的稿子，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流行音乐评论。”
那次座谈会去了二十多人，学生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大都觉得挺好听的。金兆钧记得当时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辞，团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没什么引导和诱导。这次座谈会，也仅仅是上面对下面的了解而已。就在当时，一些老音乐家开始批判邓丽君，批判的焦点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上。后来有人开始质疑《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的主题指向究竟是谁提出质疑，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孟洪曾专门撰文，为这首歌辩解。金兆钧说:“《何日君再来》从情绪上讲比较颓废，但是这首歌只要听上几遍就会唱，到现在电台仍不让播放这首歌，这牵扯到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音乐观上的冲突。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就要重新出现，争论就来了。”
1979年北京有个西山会议，当时的焦点就是邓丽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黄色音乐。会上，张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为他们的歌曲写得像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几年后，李谷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乡恋》风波”才告一段落。稍后几年，港台歌星开始出现在电视上，虽然一些人认为张明敏在唱法上有问题，但是题材上好一点，还可以忍受；奚秀兰为什么能上春节晚会？就是因为唱的是台湾民谣。但邓丽君不一样，她唱的很多曲目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家都不认她，因为有些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
邓丽君从一流行就带来了争议，今天看来，这种争议在当时还是很正常的，毕竟以当时人的普遍价值观和意识不可能对邓丽君这样的文化现象完全接受。
但是，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却不这么看，第一批接受邓丽君的人，肯定是追逐时髦、对新生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在“板砖”流行后，又出现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有些情景可以通过当时拍的电影中寻找到，如果来描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烫头发，拎着四喇叭录音机，里面装着8节大电池，在大街上晃悠。这些年轻人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大都是邓丽君的歌。金兆钧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北海公园经常办舞会，后来被公安局封了，因为控制不住，人太多了，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带来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恢复了抒情歌曲的传统，但是恢复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邓丽君带来的是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从文化类型上看毕竟还是都市的东西，这东西在当年跟老百姓没什么缘，可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听到它又跟那种建国后的抒情歌曲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时二十多岁的人最敏感，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金兆钧说。
尽管邓丽君在音乐界受到了极大争议，但也是在音乐界，一些音乐家开始潜心研究邓丽君的音乐，比如配器、演唱风格。“我知道当时许多音乐家躲在家里听邓丽君，偷偷研究她的编曲。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声音。邓丽君首先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就是让很多人知道流行音乐的编曲是什么，很多电子声音咱们都不知道。”而邓丽君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确立了当时女歌手的演唱风格，就是所谓的“气声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之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金兆钧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邓丽君带动的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启蒙与发展，也刺激了当时音像经济的发展，那时候听录音带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内容之一，虽然那时候的一盘录音带5.5元，对普通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仍然没有阻止普通人对它的消费。金兆钧说:“那时候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就卖掉800万盒卡带，一年一座大楼拔地而起。”1979年，内地的音像发行公司只有几家。到了1982年，全国就有300家音像出版社，基本上都在扒带子。扒带子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学习、培养的过程，这些人就是在一次次的“扒”中逐渐掌握了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规律。
最后，金兆钧说:“邓丽君确立的音乐形式还是很传统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写作，对整整一代的创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我个人觉得，她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她是30年代以来一直到60年代音乐的集大成，她挑的都是历史上被证明是最好听的歌曲，她的唱法也是30年代以来唱法的集大成。”
那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情怀
同样是在1979年，还有一个人在听邓丽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在军营里用扩音喇叭听，这个人叫朱一弓，他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音乐编辑之一，很多当时和现在的流行歌手的磁带都是经他之手编辑发行的。他很早就淡出这个行业了，但是谈起邓丽君，他又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还当兵，听了邓丽君后我觉得好听，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的民歌，那时‘文革’刚结束，我还是把邓丽君归到民歌里面，实际上她的影响远远不会结束，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就是因为她的民歌精神。当时还挺有意思，我带了几盘录音带到部队听，我自己制作了一个扩音音箱，在我们的小院里放，声音很大，旁边的机务中队在开会，后来他们就给我提意见，说战士们听到之后心思完全不在他们那边了。但我就是觉得好听，有时候我是故意把声音放大，有些机务中队的人中午或晚上休息的时候，都到我这里来听。”
1981年，朱一弓从军队转业，干起了音像出版的工作，谈及当时邓丽君的影响，他说:“不管是作品还是演唱，邓丽君确实是很民间的。80年代初期，咱们能掌握这种唱法的人还没出现，追随这种式样进行创作的人也没出现，所以在那时还是一个听和学习借鉴的阶段，真正出现是在1984年前后。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不光是歌手，她影响得太广了，对歌手的影响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对创作的影响。她让这些人重新考虑作品的题材是什么，作品的情感是什么。邓丽君非常出色地演绎了中国民歌，有些民歌很好听，式样比较多，当时大家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如何借鉴这些手法，创作出这边的流行歌曲。比如苏越，我们接触得很早，有一次在棚里录音，我听到他写的两首歌，觉得很好，我们便开始合作，录了很多作品，他在创作上吸取了很多邓丽君的东西。”
朱一弓在进入音像业的时候，小歌手程琳已经开始成名，随后，一些更年轻的歌手也开始步入歌坛，他那时候遇到的女歌手，不管自身条件如何，都是从摹仿邓丽君起步的。他回忆说:“许镜清在1981年就跟我合作，当时他说有一个女孩，高中还没毕业，能不能听听，这个人就是田震。她的第一张专辑的案头工作我参与得比较少，但我感觉到田震本人的性格和邓丽君那类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她只是摹仿了一些歌而已，后来卖得也不好。但是朱晓琳骨子里就比较像，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邓丽君当时吸引了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
至于邓丽君为什么这么流行，影响为什么这么深远，朱一弓有他自己的看法:“原来的歌曲只要求正面就行了，到了邓丽君，作品指向内心，指向自己的性别，她更要突出女性的柔美，她恰恰是继承了民歌魅的一面。邓丽君之所以从那边一路杀向全国，我认为是她的民歌基础，民歌作为一个民族里面最通俗的、最普遍的音乐语言，是永远不会衰落的。其实后来我们在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与这个有关。为什么我们号称文化资源最悠久最丰富，却在国际上没有一个成熟的作品？”
性别指向实际上在当时是对公众的一种人性解放，也是中国内地在经历了人性扭曲后的一次适时的释放，而邓丽君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这种释放的可能。和当时的其他文艺作品——电影、文学、电视相比，流行歌曲这个形式来得简洁、迅速、直接，人们甚至不用去思考和咀嚼，马上就可以融入成自己心灵的一部分。有了性别区分，人们才得以通过它来证实自己的内心，看清一度被压抑、扭曲的人性中的另一面。邓丽君歌曲中带有的妩媚、柔情、调情在当时无疑成为了最具性诱惑的东西。朱一弓说:“邓丽君一开始有很浓的风尘味儿，当她到了《淡淡幽情》，我们又看到了她另外一面。她有风情，也变得高级了。所以她的演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高的人也能听，低的人也能听，可以让任何人想入非非。”
也许，台湾著名乐评人马世芳先生的看法更能说明两岸间人为造成的时空交错形成两地间对邓丽君的不同看法，所以，她在两岸之间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我们成长在80年代，对她早期的作品了解得不多，我们只是知道她，但是没那么多情感，只是一种集体记忆而已。至于她对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台湾从60年代就一直有这种软绵绵的东西，在70年代初有些歌曲被划为靡靡之音，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的一些歌曲传到大陆，我们才觉得她那么厉害，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唱歌软绵绵的歌手在对岸有那么大的影响。她在10年前去世的时候，我听到大陆的摇滚歌手录制了一张纪念她、翻唱她歌曲的专辑《告别的摇滚》，感到不可思议。她在我们这里就是按正常商业操作模式下推出来的红歌星，但不是石破天惊。”
邓丽君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巨大，但是，无论她的影响有多大，不管出现了多少以摹仿她、翻唱她成名的歌手，但内地始终没有出一个邓丽君式的人物。马世芳说:“邓丽君对所有唱歌的人来说，都无法超越，她和她所属的时代紧紧地扣在一起，她是在那个比较从容、耐心、细致的年代诞生的歌手，她不属于台湾的民歌运动时代，不属于后滚石时代，也不属于李宗盛包装出的那类都市女子。她属于老派、传统一点的流行音乐，在台湾，她是非常受欢迎的女歌星，但是却从来没有文字来论述她的音乐，人们只是对她的私生活和八卦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朱一弓说:“现在我们回头看，为什么内地在音乐创作上类似邓丽君的作品没有？这是一个生活内容问题。80年代有小酒吧吗？有偶遇吗？这也是我后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环境，80年代有什么？有《思念》，完全心灵的，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为什么《思念》代表着80年代的感觉？因为80年代只能是这样了。”而今天，社会的发展变得丰富了，那种属于邓丽君作品的背景要素也具备了，现在的作品变得非常丰富了，可是，人的心灵中的某些纯粹的东西又消失了，所以，还是没有这样的作品和人出现。
另外，朱一弓又不无羡慕地说:“邓丽君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她背后成就她的是一个社会环境，有一批创作人员，而且都是高手，他们有那个情怀。但是在80年代，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人，没有那样的环境，现在回想起来没有这样的作品诞生也是正常的。我举个例子，在当时，晚上录音完了，想出去买点宵夜，我们在农影录音(位置在北京双榆树)，要开车到北京站，在80年代，这个距离太远了。没有那样的生活内容，就不能有那样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这拨人喜欢邓丽君但又写不出她那样东西的原因。后来苏芮出来后，马上吸引了很多人，因为苏芮这种高亢、有力量的歌手，容易和我们贴近，在创作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1984年左右，改革开放初见成果，深圳也有几座楼出现了，奥运会也拿冠军了，全国人民的心气也不一样了，和邓丽君歌曲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才出现后来的西北风，这里面有批判，有忧患，有觉醒，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出来很多并能留下来。‘我的故乡并不美’，这才是当时中国的写照，是比较真实的。80年代末，我们与台湾的唱片公司交流，他们对西北风不以为然，我们当时还以为他们有问题，现在看来，是环境不一样，考虑的东西不一样。”(王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