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才出台了海外音像制品引进版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扒带子的狂潮消退，很多当年靠扒带子走红的歌星要么作出艰难地转型，要么从此淡出歌坛。
内地歌坛一度被摹仿邓丽君的女歌手“控制”着，在这个“摹邓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歌手，不管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也只有去翻唱邓丽
君的歌曲。赵莉，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是当时众多摹仿邓丽君风格最有名的歌手之一，与这些摹仿者不同的是，赵莉的声线、音色和邓丽君极其相似，以至于曾经为邓丽君制作过唱片的制作人在多年后听到赵莉唱邓丽君歌曲时竟也难以分辨。由于赵莉有这样的一个先天优势，所以在当时她出过的翻唱邓丽君歌曲的磁带有八九盘之多，而且每盘都非常畅销。
赵莉出生在河南周口，后到河北承德，从小喜欢唱歌，因为几次歌手比赛，她得以有机会到北京发展，1985年，在她录制第3盘磁带的时候，便开始翻唱邓丽君，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身不由己。赵莉说:“我当时就是喜欢唱歌，不管是谁的，好听就唱。1986年，我录了大量邓丽君的歌曲，当时旅游声像出版社找我，他们觉得我的音色跟邓丽君很接近，就给了我很多邓丽君的歌，因为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很受欢迎，正版又进不来，出版社认为是很大的市场，便找了很多歌手去唱邓丽君，在我之前有好多人都在唱邓丽君的歌。”
赵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小，大家都叫我小邓丽君，1986～1988年，我录她的歌是最多的，几乎天天都在录。”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录音棚的记录上都写着赵莉的名字，录制的时间和曲目，仔细看这些曲目都是邓丽君的。“当时录的专辑，通常不写我的名字，都写邓丽君的名字，贴上她的照片。直到1989年我去法国演出的时候，接触到其他方面的流行音乐，我就有了要去国外走走的想法，不然在国内，只能唱邓丽君的歌曲。我想唱别的，他们就说你唱得不好，不合适。那段时间我都有点糊涂了，我是不是就这样了？”
“当时对邓丽君我都有了心理障碍。”甚至这种压力曾经让赵莉梦到过邓丽君，赵莉说，在梦里，她问邓丽君:“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有什么秘诀没有？”邓丽君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吟”字，“我觉得这个字代表了她歌唱的全部”。赵莉说，“我太喜欢唱歌了，可是老让我唱邓丽君的歌，我就受约束了，不快乐了。一首歌可以学来，但是它的感情你是学不来的”。1990年，赵莉出国，在国外，她学到了很多唱法，才慢慢明白，“我在真声区和邓丽君非常像，其实她就是一种唱法，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而自己内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很重要，也就不避讳这个了，后来唱她的歌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那一次，她离我们最近
邓丽君的去世，留给她和内地众多听众的最大遗憾就是她没有在有生之年回这边开一次演唱会，哪怕是她回乡祭祖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宽慰。当邓丽君得知大陆地区的听众都非常喜爱她时，她曾非常希望能回乡开一次演唱会。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她离开，也未能如愿。
据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透露，1981年，邓丽君在美国洛杉矶，当时有朋友给她打电话，说电视里看到她在内地很红，至于红到什么程度，后来才慢慢知道。1987年左右，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乔淮东的太太彭燕燕通过演艺圈的人认识了邓丽君，邓丽君很喜欢和彭燕燕在一起，因为邓丽君喜欢听北京话，并且还校正自己的发音。当时她有个意向，在1990年邓丽君进入歌坛20年时在北京举办一次演唱会，但1991年后，邓丽君心灰意冷，只是偶尔参加一些非商业性的慈善演出。
其实，也就是在这期间，内地有一个人，险些把邓丽君回乡演出的事情促成，这个人就是黑子。在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音乐圈里，提起黑子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黑子原名王彦军，当过兵，转业后便进入东方歌舞团，此后一直活跃于流行音乐。他擅搞大型演出，喜欢赚钱，故得名“黑子”。8年前，黑子离开了音乐领域，做起了跟音乐无关的行业，记者打通他的电话，告知采访意图时，黑子高兴地说:“你要采访别的内容我就不说了，谈邓丽君，我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
黑子是内地流行音乐圈里惟一一个见过邓丽君两面的人，他见邓丽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北京给她举办演唱会。黑子说:“我对邓丽君感觉是最好的，这么多年，你看我到现在，开着车，平常在一个固定环境里，我都听她的歌。70年代，我还当兵，也是搞音乐，我第一次听到流行音乐就是邓丽君，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1984年，我转业后开始正式做流行音乐的唱片公司，这个过程邓丽君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早年周璇给我的印象都很模糊，而且70年代内地就没有流行歌曲。什么叫流行歌曲？就是很简单、很好听。邓丽君在当时起的作用是让整个中国内地知道有这么一种音乐是怎么回事，而且她的歌几十年下来还这么多人听，这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奇迹。”
东方歌舞团演职人员经常去亚非拉地区演出，黑子在这单位就有一个很多人不具备的优势，出去比较方便，他利用这个优势，把很多港台歌星介绍到内地演出。1989年初，正好有个机会，在香港丽源酒店，黑子见到了邓丽君。
黑子回忆说:“我见到她两次，跟她聊天很有意思，她知道我在内地做这个行业，可能有人给她讲过我的事儿，她也觉得挺好奇，想知道大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大陆人一出去她觉得奇怪。因为我迷这个女人，所以我会很认真地让她开心。我很少迷一个女人，我到现在对她那天穿的什么衣服都很清楚，她穿了一条裙子，简单的凉鞋，直的短发，露着耳朵，这是我最喜欢的形象。她很像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我小时候认为完美的女人应该是春妮的样子。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形象，特清纯。邓丽君只不过比春妮打扮得漂亮多了。”
黑子当然没有忘记他见邓丽君的目的，“我当时抱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来内地演出，我当时以为她是钱的事情，估计她觉得我们出不起这个钱。我算过，当时可以出很高的钱，可能不到100万元，在当时是个天价。我敢出这个钱，但我不好意思上来就说钱的事情。我老跟她说笑话，她为什么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为我很爱说，讲些笑话，她就很放松，我的目的是想让她来。”
回想起当时邓丽君对这边的印象，黑子认为，她对大陆其实特别陌生，都是听别人说的。“当时由于两岸的关系，她对大陆特别戒备，她认为大陆这边很可怕。她一直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大陆人？’她以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呢。我说我英文就会二十多句，我真的是大陆土生土长的，我还是当过14年兵的人。我一说把她给吓坏了，她说:‘你是共军？’我说:‘那你就是匪军。’把她笑得够呛。”
之后，“我们在一起简单吃了点东西，喝的粥我还记得呢，我要的皮蛋瘦肉粥，她要的白粥。她有洁癖，到饭店里都带自己筷子，她跟我说她在法国学过护士，她在显微镜下看自己的手，上面都是活的，从此她就有了洁癖。她当时什么都不乱动，桌子扶手也不摸，把手放在空中。”
黑子与邓丽君的第二次见面，也是在香港，时间是1991年。最后，黑子对邓丽君说:“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这边演出，像你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不来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陈述了来内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这边对她的喜欢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大陆，是一生比较遗憾的事情。黑子问:“在经济上，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花最高的价钱。”邓丽君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根本不在乎钱，有很多原因我去不了，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没法说。”
“我感觉，她当时还是因为政治问题。这个女人根本不在乎钱，她的政治背景我实在不了解，所以她非常遗憾，这辈子没有来大陆。”黑子说，“我觉得她没有任何准备，因为不现实。我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当时除了我没人敢出这么高的价钱。当时我还跟文化部的官员打过招呼，包括再高一层的官员，我都谈过，认为完全可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跟她谈得比较具体。但是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她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我相信是台湾当时对她控制比较严，这个因素最大。”
当记者采访邓丽君在70年代的经纪人，和邓家亲如一家的新加坡人管伟华，谈到这次与回来举行演唱会擦肩而过时，管先生的看法和黑子非常相似:“她很想回来，回来她有问题，她的三哥是个军人，爸爸也是个军人，但是那时候由于假护照事件的影响，她已经离开了台湾地区。假护照事件按台湾地区的法律来说是很严格的，伪造证件是可以判死刑的，她不敢回去，所以到了美国，在那里她认识了成龙。当她的歌曲在大陆红了之后，蒋经国就让有关单位不再追究她了，然后就叫她回来劳军，台湾当局就用她做很大的宣传。我曾经想通过红十字会的名义请她过来，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找我，大约是1987年左右，希望邓丽君能来大陆演出。我跟香港分社的负责人见过一面，探讨了可行性。我问邓丽君，她说她也有苦衷，主要是身体不是很好，她那个时候比较臃肿，正在治疗过程。政治因素也有，那时候她的哥哥提升到少将，是邓丽君没来大陆的原因之一。”但这种说法和邓长禧的说法有些出入。
黑子不无遗憾地说:“我做这个行业有两大遗憾，一个是她，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杰克逊我当时都谈成了，那个年代把杰克逊谈成了是很难的，合同到现在我还留着呢，108页，每一条我都做了准备，那时候他还答应我提供500万美元建一个迈克尔·杰克逊小学，当时最后一道关没批下来。”。(王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