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张新颖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文学这个世界里，声音和文字，说话和写作，如果交流能够顺畅的话，我们应该能在写作中听到说话的声音。当前的小说很多没什么意思、提不起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里边没有说话的声音，只能看到写作的训练。
2005年4月9日，林白因《妇女闲聊录》而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家奖，在受奖演说中，她讲了这么一件事：“我的一位对文学有着严谨理解和认真精神的朋友，用了很多理论来告诉我，《妇女闲聊录》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没有多少文本价值。他开车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去，路上本来只需半小时，由于他批判的激情和专注，我们不断地走岔路，结果多花了一个钟头。也许他认为，这部作品正是我文学上的岔路。”
是啊，林白把她家的湖北保姆木珍讲的一个小村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事，记录下来，变成了一本书，它怎么够得上小说和文学？
碰到这样的问题，才能强烈地感受到，原来是有一条文学的路的。不碰到问题我们还以为文学的世界自由宽广，在这个世界里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碰到问题了，就会有人来提醒你，这个世界是有路的，有正路，有岔路，也有死路。有路也就是有限制、有规范的意思，你要是不在文学的路上走，你的那个东西自然也就不是文学了。
但是，是谁规定了文学这条路呢？由什么来判断哪是正路，哪是岔路，哪是死路呢？
《妇女闲聊录》岔到哪里去了呢？这里只说这么一点：文学本来是写作，而《妇女闲聊录》是说话，而且是那种随意的说话，闲聊。说话和写作之间的差别很大。基本上，说话这种民间性很强的表达，每一个农民都会；而写作，是一种知识制度里面的规范行为。
我们有时候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以为从说话到写作可以很自然地跨越过去；其实存在一条鸿沟。知识分子写作，农民说话。如果农民要写作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身份的转换。从大的方面而言，是从某一种体制转到另外一种体制；从小的方面讲，需要一个基本的文字训练过程。经过这样的转变之后，写作已经不是说话了。有些看过《妇女闲聊录》的朋友为木珍的能说会道而折服，进而产生出一个假设：假设木珍如果写作的话，一定会比很多文人写得好。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如果木珍写作，会和很多文人写得一样，甚至更差。为什么呢？因为写作本身包涵着一个规训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木珍也就变了。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写农民的人，他原本就是农民，经过身份的转换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有可能还带着农民气，但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像木珍说话的那个样子了。
这里面可以反省的，是一个写作制度的问题。说到根本上，声音和文字的差别是很大的。说话是声音，写作是文字。简单一点说，语言的音本位和字本位的分歧，是立足点的不同。如果在民间，一定是声音的立足点。所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非常明确地说，文字这个东西是庙堂性的，文字最初是庙堂中的知识分子使用的，农民一般是不用文字的。费孝通在讲扫除文盲时说这个工作做不好，因为农民的生活世界不怎么需要文字，说话差不多就够了。
在文学这个世界里，声音和文字，说话和写作，如果交流能够顺畅的话，我们应该能在写作中听到说话的声音。当前的小说很多没什么意思、提不起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以为，就是里边没有说话的声音，声音不丰富；只能看到写作的训练，看到对写作技巧的掌握和对已经定型的文学的观念的臣服，却听不到说话的声音。
听不到来自“生活世界”的说话的声音，“生活世界”也就进入不到文学里。常常听人感叹，读现在的小说还不如听一个现实生活里的故事有意思，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这里。
简单一点说，《妇女闲聊录》展现了一个宽广的“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之所以能够进入到文学世界里来，是因为有了木珍说话的声音，这个说话的声音把“生活世界”带进文字写作里了。
而木珍说话的声音，也许只有走上文学的岔路才听得见。
林白呢，她说，“我一直希望看到岔路上的美”。她大概是这样的人：“林中有歧路，偏向荒径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