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海榕
不惑之年，往事如烟。清理儿时的记忆，最清晰的一幕却是启蒙之初第一次跨进教室所受到的嘲弄，而这一切都来自一只曾给我带来无数兴奋与快乐、光荣与梦想的旧军用皮包。
从我记事起，外婆家门后就挂着一只旧军用皮包，那是爸爸打仗时用过的包。这包与我的身量相比，长得不成比例，我背着，几乎就要拖到地上了，但我却觉得背上它威风凛凛，就像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外婆常被我纠缠不过，让我背着它，领着街上的孩子冲锋陷阵，所向无敌。我怀疑我日后一切与征战有关的雄心壮志，都来源于这只挎在父亲肩上呼吸过抗日战争硝烟的旧军用皮包。
由于外婆的疼爱与幼儿园老师的挽留，当同龄的孩子已跨入小学半年后，我还在幼儿园延续着童年的梦。父亲从北京学习回宁，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令我一个晚上必须学会一百个汉字，第二天必须到他所在部队上小学。临走时，外婆把我喜爱的玩具都装在皮包里，装进了她的爱和大街上小伙伴对我的情谊。我背着它，带着儿时的梦想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上学的第一天永远难忘！那是个晴朗的早晨，薄雾刚刚散去，一丝一缕地躲藏在小草间。我背着我最钟爱的那只皮包，妈妈还在皮包上插了一把三十厘米长的裁缝量布的尺子，活像一杆招摇过市的旗杆，吃力地跟在大步流星的父亲身后。爸爸将我领到一间书声琅琅的教室门口，挥了挥手便离开了。爸爸的身影刚消失，教室里就传来一片喧哗，一大堆男男女女陌陌生生的面孔，瞅着我，瞧着我，大家指指点点，有几个男孩子干脆站起来捧腹大笑。我呆在门口，仿佛自己变成了两个头的怪人，被关在动物园里供人玩耍逗乐。
老师把我引到座位上，我个子虽高却似矮了半截，四周不友好的目光如同烙铁一样，烙在我的胸前背后，浑身上下，也烙在我毫无准备的心上。委屈、愤怒使我抬起头，和比我早入学的同学们展开了对攻仗。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听到，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大家挤眉弄眼，闹哄哄地从我身边走过，只剩下我孤零零地站在教室中间。
望着同学们蹦蹦跳跳地走过，我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背着我这样的皮包，也没有人用这样的尺。我以为我明白了差异之所在。童年时代让我无比自豪的皮包，一刹那间失去了它的光彩，变得那么难看可笑，还有那根倒霉的尺子。放学后，我背着那个装满了我的耻辱与愤怒的皮包，就像背着一座大山，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
晚饭后，父亲照例坐在桌边批阅文件，我鼓足勇气来到他身边，请求换一个真正的书包，父亲用惊异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答应了我的请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向父亲提出了我个人的要求。
第二天，背着和同学一样的新书包，我终于挺起胸膛走进了教室，满怀着被认同的希望。然而，等待我的依然是蔑视与嘲笑。在一片标准的普通话音中，我那一口南京土话是那样的刺耳和难听。除了语言隔阂，还有习惯差异以及由于我迟入学半年而带来的成绩落后。一切的一切，使我在这个充满贵族气息的地方，只感受到孤单与寂寞。我经常坐在校外的草地上，望着远处欢声笑语的人群，想念着外婆和儿时并不因为差异而把我视为异类的伙伴。
不知过了多久，大街上孩子王的生活痕迹慢慢地磨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与大院里的孩子同样的语言、相同的服饰与共同的习惯。同样地，我的内心深处也滋生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三年后，当我的学习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时，同学们都似乎早已忘记我上学第一天背着的那只可笑的皮包，忘记了我入学之初的那口南京土话，甚至连我自己也渐渐觉得我本来就属于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当有些同学追打一个来自农村、穿着开裆裤的新同学时，我的心又被深深地刺痛了。晚上，我找到了那只被我冷落已久的皮包，呆坐了很久，过去的一幕，又鲜活地呈现于眼前。
我出生在兵营，儿时长在民间。当初从兵营到民间时，一举一动想必也和大街上的孩子有些差异吧，但他们如汪洋大海般容纳了我；当我回归自己的阵营时，同一阶层的孩子却因为某些不同视我为异类；好不容易与环境同化了，可心底里为什么会对他们的有些作为感到格格不入？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种矛盾恍惚的心绪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都在伴随着我。
当然，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渐渐地懂得了那个方方正正的旧军用皮包既不体现身世的高贵，也不意味背时的耻辱，它只是我生命中永存的一部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不止一次地面临着启蒙时教室前的那一幕，不止一次地成为陌生世界的怪人。自尊、忍耐、努力、胜利，童年时积累的经验，陪伴着我的漫漫一生。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