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世存新出版的《非常道》约不到20万的字数，收录了1840到1999年间的许多逸闻掌故，蔚为大观。文字简洁好读，体例类似《世说新语》，也分有许多类别，如“史景”：上世纪70年代，中国走进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去联合国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搜罗起来。共找出38000美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惟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如“武运”：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
又如“修辞”：当时有人问林璎：“你认为人们会喜欢你的设计吗？”林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会被感动。”
书中记载大量人物的言行，一百六十年中披沙取金，虽片言只语也往往警策，颇能拓宽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无奈这段历史屡屡沉痛，书中一段话恰能道出阅读的感受：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书名的“非常”大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二字吧，指不正常、艰难、令人嫌恶等等。结合“道可道，非常道”的古语，确也有许多看了让人难以用言语来寻味的，比如：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中国有伤痕文学，《非常道》读完让人有“伤痕史学”之感。相比《世说新语》的人无畏、事精彩，《非常道》略显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长。这段历史上烈士并非不多，但他们往往举止失宜，虽英捷勇进，最后却往往让人浩叹而已。全书看完，令人生出不负责任的感叹：谁为衰世留健笔，动人心事不如无。
笔者还有一点保留的看法：怨责固然是流行的知识分子良心的姿态，———流行语：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这种良心中国历史可以说从不缺乏，至少从汉末的党锢之祸就有了，它的于事无补也被历史屡屡证明。拥有过多的良心却从来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堪称中国一“绝”。
假如我写这本书，我也许会多写一下历史人物的刚强，而不是渲染一些悲哀的东西。以受伤害的心态写史，必然更多地渲染古人令人同情的地方，结果英雄豪杰多变为可怜蛋，被人洒同情之泪，古人地下有知，不知是如何心态？
练习曲（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