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余秋雨与湖北经济学院艺术与传播学系特聘教授古远清又打上了媒体，吸引了众眼球。古称余说是要封笔，其实是要推销他即将出版的四卷本学术文集；而余称古诋毁他是要推销他的新书《庭外“审判”余秋雨》，并提出古应该到精神病院去看病。围绕着书与人的褒贬捧骂，我们早已是屡见不鲜，而它们层出不穷，又频频升级，打得不亦乐乎，文化界已经开始反思，为什么书评总也走不出捧与骂的怪圈？文艺酷评在如今的文坛扮演了什么角色？书评人真的不值得信赖？
名家名作的云泥境遇
如今的作家，特别是名作家，需要有坚强的神经。因为，昨天你可能刚领了大奖，今天就被骂得狗血喷头。余秋雨的著名是因了他的散文。散文让他声名鹊起，并由此享受了隆重的礼遇。但树大招风，先是有人出来与他理论———《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毫不留情地骂他是“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后又有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指出他散文中126处文史差错。古远清继之再提余的历史问题，直至对簿公堂。这些被余秋雨称作“大量起哄式的诽谤”，让这个声名显赫的作家感受了云上与泥下的不同。
曹文轩十年磨一剑。新近出版的小说《天瓢》受到了文坛众大腕的吹捧：“美的爆炸”、“美轮美奂”、“浸透着古典浪漫主义芬芳的惟美小说”。而书评人赵为民却不以为然。他以“惟美与惟酸”为题抨击作品“字里行间都是一种酸文假醋的气息”。《狼图腾》去年一问世就大受追捧，被誉为“精神盛宴”、“旷世奇书”，而作家林希的一句“市侩哲学”，就把它贬得一无是处。
还有去年问世的《五作家批判书》，对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二月河这些名作家的集体发难。《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对韩寒、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春树等的批判，甚至涉嫌人身攻击，说郭敬明是“文学王国里的小太监”，韩寒是“一把破损的旧钥匙”，春树则被讥讽为“性、谎言和没脑袋”。
综观这些或褒或贬的酷评，大都文字偏激，说好就完美无瑕，说差就无可救药。很少有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探讨问题的态度。这样的文艺评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早已埋下了公信力的危机。正如学者止庵所说，“就现实情形而言，书评人多半不值得信赖。”
褒贬关乎利与名
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话用在商业社会更是至理名言。在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微言大义和良心羁绊之后，“有奶便是娘”成了平蹚一切的真理。为什么众人都去捧一本不值得捧的书？一个不值得捧的人？道理很简单，他们都嘴软手短。这就是红包书评、广告书评、圈子书评百战不殆的硬道理。为什么总是有一些无畏者站出来大骂名人，因为第二天他们就从无名变有名，从有名变有钱，这就是不容质疑的眼球经济。
其实，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傻子都懂。关键是选什么角度，以什么由头，借什么机会，怎样去捧怎样去骂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工作室、策划公司、策划人运筹帷幄绞尽脑汁暗中较量。“美女作家”一有市场，“美男作家”又马上跟进。即使是丑女，也有前夫、老爷等卖点，而且一炮就红。骂人也要骂得有个性，什么“小太监”、“破钥匙”，让你过目不忘。据说有两位先生在报上疯狂互骂，私下里却一道喝茶聊天其乐融融。现在，有的出版社要出哪位作家的著作，竟然先放出新闻诋毁该人以期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就叫“各庄都有自己的高招”，大家放出手段市场一搏。而许多掌握了话语权的书评家，根本就没看书，却在那里大放厥词。难怪曹文轩疑惑不解：“很多评论家说到我的作品，不说或很少说小说的艺术性，而是借此谈一些他个人喜欢的文化问题。”
持论客观不捧不骂
萧乾先生在编辑《大公报·文艺》时有一个原则，叫做“持论客观，不捧不骂”。他拒绝书商的赠书，更别说赠钱了。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方能一碗水端平。可惜的是，这样的原则，在当今商业操纵的书业已经没有市场了。别说是不捧不骂，连同时说出作品优缺点的文章也难得一见。要么捧上九天，要么打入地狱，由名利派生出的爱憎格外分明。
这种以商业炒作为目的的捧煞骂煞的文艺酷评已经给文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常常受骗上当。更严重的是它败坏了文艺批评的名声，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而那些掌握话语权信口雌黄的人又得不到监督和问责。对此，有识之士已纷纷呼吁要进行书评的评估，提出走职业化道路，从机制上保证书评人能具备职业道德和个人信誉。但积重难返，要想恢复清廉公正的学风，真正做到“持论客观，不捧不骂”，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