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老汇演出季一窥
问题在百老汇像石头一样砸下来———这些坚硬的，闪着光的，不安地翻动着的石头。那天晚上你在哪里？你有没有摸哪个男孩？你有没有偷合同？你是一个间谍吗？你谋杀的第三个孩子在哪里？说到底，你是谁？
这是百老汇演出季狡猾地抛出来的问题。为了调剂剧场单调气氛或者吓人的尖叫，百老汇抛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故事的发生，可能是在教会学校（约翰·派瑞克·山利的《怀疑》），一个研究院深处杂草丛生的房子里（爱德华·艾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是西德的议会大厅（麦克尔·弗瑞恩的《民主》），或者是一个廉价的地产办公室（大卫·马麦特的《拜金一族》），甚至可能是集权主义的警察局（马丁·麦克唐纳的《枕头人》）以及一个纽约法庭（李金纳德·罗斯的《12个愤怒的人》）。
虽然地点不一，但这些设定都是相同的，因为这些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审讯室。
在这个舞台上，呈堂证供被舍弃了。这种模式是电视剧《法制与秩序》们要做的事情。在剧场里，提问总是躲在旁白里蠢蠢欲动。追溯这种潮流，在《俄底浦斯情结》里就有这样的决定，在一连串的提问里追忆自己的过去。
从《俄底浦斯情结》里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问太多问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你的答案没有上保险。谁也不能保证你的答案会让人满意。但这是一个不可抵抗的程序，这需要你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谁会为此负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去哪间剧院看哪部戏剧就要被问哪些问题，哪种解决方式给牵着鼻子走。
这种感觉在《12个愤怒的人》里很典型。这部戏剧集中表现了在一个杀人案的审理中陪审团对该案的整个讨论过程。电影的场面基本上是限制在陪审团的合议室里完成的。故事情节也很简单，涉嫌犯罪的是一个刚年满19岁的小伙子，检察官指控其谋杀亲叔叔，有目击证人称其看见嫌疑人在案发时从其叔叔的房屋里走出。陪审团第一次进行投票表决时，有罪对无罪的比例为11∶1，差一点就人头落地。而这位否决的先生其理由仅仅是觉得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法院指定的，年轻、经验不够；另外，就是被告只有19岁，觉得可惜。然而，第二次进行表决时，又变成9∶3，主张无罪的人似乎找到了证据，即嫌疑人的个子比被害人矮，而伤口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即凶手的个头应当比被害人高。故第三次进行表决时变成1∶11。这时，讨论已经从下午2点到午夜12点，一些陪审团成员显得不耐烦，一片寂静中“嘀哒”、“嘀哒”时针指向1点，然后众人的目光都投向唯一的一位坚持有罪者，终于眼看无望的他最后痛苦地低下头，表示同意无罪。
这部根据李金纳德·罗斯50年代电视剧改编的戏剧，故事围绕审判团而不是法庭展开，在这个演出季里独树一帜。罗斯的作品，被斯科特·艾里斯导演，发挥了这种自信，即在审判室里要求有丰富的知识。否则，就会沦为把问题搁在那里不管的戏剧《怀疑》。
山利最好的作品《怀疑》获得了普利策奖，被主流接受，里面最引人深思的是最后一句台词，“答案是什么？”作为回答的是，“那么，问题是什么？”
事实上，提问题就是大多数现代戏剧的要点。自从20世纪初这种问题文学流行以来。《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拜金一族》就致力于提出问题。乔治和玛萨的儿子的不解之谜《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弗》和这个偷了地产合同的男人的身份（《拜金一族》）让观众费思量，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远远没有这些问题的提出显要。
审讯室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挣扎的力量，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揭示。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弗》这部戏里，乔治和玛萨之间问的问题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仍然在一起，他们依然在呼吸。就像玛萨用崇拜的口吻说的，“当我一改换游戏规则的时候，他就会很快地掌握这种新玩法。”生活对剧作家阿尔比来说，就是一部永恒的小说。（魏保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