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开始，各地的“诗歌热”就始终高烧不退，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北有北大诗歌节，南有珠江国际诗歌节，东有苏州虎丘诗会，再加上珠海的“春天送你一首诗”
活动，厦门的华文青年诗歌奖，大理的华文国际诗会，武大、南开、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的诗会……诗歌活动几乎是此起彼伏，诗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受宠，如此活跃。以至有人惊呼：诗歌热起来了，诗歌复兴指日可待了，诗人们又归来了。但是，表面的热闹不一定有
实质的意义，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纷纷攘攘的活动看背后的原因，我倒觉得用诗人多多的一句来概括更准确些：借诗还魂。
确实，在远古，诗人的雏形巫师就是负责掌管人的灵魂的。巫师是上天的代言人，代表着神意，因而也可以说是代表上天规定人间的秩序与律令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都象征着上天旨意的宣谕者，人世的立法者，价值的确立者。在这一意义上，诗人可以说就是一个招魂者，一个人类灵魂的引领者与抚慰者，一个人类幸福与安宁的分发者与委托者。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着现代化、世俗化进程的是去魅化过程，诗人身上神圣的光芒暂时消解了，退隐了。技术理性取得了绝对的主导权。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
但是，当商业世俗化到了一个枯燥乏味的时候，人们又开始呼唤诗人的归来，其实，也就是呼唤魂兮归来。可能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意义沉沦了，价值崩溃了。人人在寻找生活的真谛。诗人作为一个时代中最敏感的人，率先以行动作出回应。最近诗歌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众多诗人的归来。比如漂泊海外多年的诗人开始纷纷回归母土，多多、北岛、张枣、严力、肖开愚、宋琳、欧阳江河等等，还有就是一些八十年代非常活跃但后来一度沉寂的诗人重出江湖，比如王小妮、李亚伟、默默、苏历铭、王寅、赵野、万夏、梁晓明等。
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以为自己永远远离了诗歌，有的人远走它乡，以为从此永远离开家园，不再归来；有的人很早就跳入商海，生意甚至还做得不错，越做越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最终还是离不开诗歌，诗歌牵系着他们的魂，诗歌是他们心灵的寄托，是类似家园的地方，于是，他们又回来了。
社会对诗歌的企盼也明显增多。首先是社会发起的诗歌活动越来越多，无论北大的诗歌节，还是广州的珠江国际诗歌节，后面都有一个爱好诗歌的企业家的支撑。这些企业家，几乎没有任何功利思想，仅仅因为热爱诗歌，认为诗歌能够抚慰创伤，缓解苦闷，镇定人心，有益世事人情，他们就愿意为之做些贡献。诗歌的发表、出版也明显容易多了。
除了越来越多的诗歌杂志、报纸、选本，以及大量的民刊，如今不少大众媒体也愿意刊登或传播诗歌，这在商业化潮流最兴盛的九十年代初中期，是完全不可想象之事。社会对诗歌的需要和渴望，说明诗歌确实有安慰时代与人心的功效。就如“9·11”之后，在美国一度也流行以诗歌疗治心灵之伤。我相信，那些热衷于参加诗歌活动的人们，心底也同样有如此企盼。
有意思的是，诗歌理论界最近也热衷于讨论诗歌“草根性”问题。“草根性”者，重点在“根”也。主张“草根性”的理论家说：所谓“草根性”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其实，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说到底，人们东游西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根”，那是灵魂与家园之所在。
诗人于坚曾称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式的教堂供人静修，因为中国人的教堂就是自然山水，所以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在自然的环抱中获取了心灵的永远的休憩。你看苏东坡一生多灾多难，但他只要一回到自然中，就忘却了一切烦恼痛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诗，多么深入中国人的内心啊。确实，对比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圣经》，却有《诗经》。
《诗经》就是中国人的《圣经》，那么多的中国人通过吟诵《诗经》里的诗歌，沉缅于那些诗歌中描述和呈现的美丽的山水、绝佳的风景、年少时的记忆、纯朴的情感，他们躁动不安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们焦虑不堪的心就得到净化升华了。
曾有诗人呼吁在中国创建“诗歌教”，诚哉斯言。此“教”，即使不能构筑成宗教那样的宏大建构，就是实现为诗歌教育或诗歌教化也好啊，那也是呼唤和找回灵魂的重要工作啊。
李少君（文学评论家《天涯》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