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英之死》、《外滩花园》在西方侦探小说圈内一炮而红的华裔作家裘小龙，明天下午将在上海书城与读者见面。记者昨天在专访中得知，在他即将推出的第四部推理小说《红鼠》中，将书写一部上海与纽约的“双城记”。
裘小龙正用各种新文学类型的尝试和突破与西方对话。起先以诗人身份在美国并不出名，但开始写侦探小说后先后入围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白瑞推理小说奖”，又
在2001年获得世界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第23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从而名声大噪。
“在最新的这本小说中，我将尝试把上海和美国城市结合起来写，灵感起源于狄更斯的《双城记》。”裘小龙表示，他小说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上海，这座永远书写不尽的特别的城市。
青年报：我知道80年代你在上海以翻译意象派诗歌闻名，叶芝那首著名的《当我老了》就译自你的笔下，为什么去了美国之后走向了另外一条写作之路？
裘小龙：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卞之琳导师的指导下开始翻译研究外国诗歌。当时卞先生对我说，你研究诗歌，自己不写诗怎么行？于是我也开始写。他又要我把诗送到“诗刊”去，从此一发不可收。我在美国头两年也一直都是写诗的，不过美国的诗歌圈子比中国还不景气，在媒体那么发达的社会，关注诗歌艺术形式的人更少，所以后来渐渐不写了，大概是95、96年的样子，我写出了第一本侦探小说《红英之死》。
青年报：多数中国读者对侦探小说的认识还只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差不多在十年前，你是如何想到要写侦探小说的？
裘小龙：我在跟卞先生读研究生的时候闲来无事就喜欢看侦探小说，里面的布局、结构、路数，看多了发现也就这么回事情。等到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本意不是写成一本侦探小说，而是希望借一个案件故事的壳，来展现迅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青年报：我注意到无论是《红英之死》里的上海酒吧，《外滩花园》里的外滩花园，还是《石库门骊歌》里住在亭子间的女作家，故事的发生地始终是上海。
这是否有近年来西方对中国、上海关注度升温的因素，或是上海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裘小龙：一个作家一般总是选择他感情深处最熟悉、也最亲切的题材，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觉来。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至于西方对中国和上海的关注，其实一直都有，不过奇怪的是真正写出当下中国时代特征的外文书并不多。
青年报：那么你对这座城市的印象究竟如何？有什么是你最想在作品中表达的？
裘小龙：我自己虽然是上海人，但每次来到这个城市总有新的体会,它的变化太快了。有一句英语形容上海很贴切，叫“themosthap－penestcity”，最有可能发生什么的城市。
在我的书里，那些案件的背后，也想把这座城市渴望与世界接轨的迫切，与人物命运和社会问题的矛盾展现出来。在西方的侦探悬疑文学里，有一个细分的派别，就是侧重写社会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