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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星:缺失的童年(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6月01日11:38 金羊网-新快报
  董芳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童星一直层出不穷,我们想得起许多昔日闪光的名字,却记不清他们纷繁的命运。在与童星迷梦狭路相逢的日子里,他们得到比普通人更多的光环和声名,付出和失去的也更多。由父母来代言的幼年童星们,往往要到成年后才能真切感受自己曾经的哀与乐,才明白自己在流年里缺失了什么。
童星:缺失的童年(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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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岛大地:绝对是苦的多

  因主演《母亲快乐》、《忘不了》两部影片而成为耀眼童星的原岛大地今年已经7岁,在广州读小学一年级。去年,他在拍摄张丰毅、许晴主演的电视剧《大清风云》时剪掉了招牌“小蘑菇头”,变成了光头的顺治小皇帝。记者见到他和母亲铃子时,几乎认不出他,这个曾在广告里用小屁股磨蹭冰箱门的胖乎乎小男孩已经长得手脚修长,留起了小寸头,额前翘起的短发打上了定型水,不过,还是一样的“好得意”。

  在母亲眼里,大地这几年的童星日子“绝对是苦的多”:“每次拍完戏都难受,我心理上也很累。”提起当年拍《母亲快乐》,铃子直说“惨”:“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抱定要催泪,有一场大地用三轮车推着妈妈去看病的戏,在番禺的荒山野岭从晚上9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5点,当时的场景是雨天,用消防车洒雨,三四车的水洒完了,戏还没有拍完,车子再去抽水,一来一回要半个小时。李丽珍是成人演员,先拍完她的戏就走了,大地推着妈妈的三轮车上是个假人。摄影师要拍孩子全身都是泥巴、树枝的样子,而且摔倒的时候要跌到泥水里,但那时他死活不肯,这个摔倒的镜头就是拍不好,后来副导演把他抱起来摔,大地的手指又扭到了,他就哭了……当时在场的女孩子都哭了,我只想着快点拍完就算了。那场戏连化妆师都骂我有点残忍。”大地回想起当时不肯摔的情景,解释是:“我很怕自己感冒发烧啊!”

  《大清风云》快要拍完时,为了最后一场戏,母子两人在一个星期五大地下课后立即飞往浙江,到达时已是晚上9点,最后去到横店的时间是凌晨3点多,星期六早晨9点准时开始拍戏。还有一次星期天去香港拍MTV,两人天没亮就出发了,在香港郊区拍到晚上11点多,还是耽误了第二天上课,而且拍完就病了三天,连续打吊针。

  大地的妈妈并不想让孩子一直走演艺之路,但内心的矛盾又让她颇为痛苦:“虽说以后不让他拍戏,内心也会觉得可惜,读书是正道,但他演戏有天分。尔冬升说他注定要吃这行饭,但有一次他在片场又忽然走过来对我说,做妈妈的以后还是不要让他拍片了,你看看哪个红星是快乐的?我自己也想过,像张国荣、李银珠,旁人都以为他们很幸福呢,其实做明星是把欢乐的一面给了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于是,记者问大地长大了做什么,他说想当警察,母亲希望他做医生,都和演艺生涯不沾边,铃子特别解释了一番:“有些童星是昙花一现的,但是这没什么,只要有电影就会有童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红很久,而且大地已经很了不起。现在读好书、学好文化课太重要了,如果他自己也想当演员,读完书还是有机会的,没必要现在把时间全都投进去。看到他每天做作业,把笔放下就要上床睡觉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占用他其他时间。”

  对于喜不喜欢拍电影、电视,原岛大地答道:“有点喜欢,也有点不喜欢。”追问他原因,他说:“喜欢是因为拍的时候可以去公园,很开心,不喜欢是因为太累了。”至于是否喜欢做人人都知道的明星仔,他想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也是有点喜欢有点不喜欢……喜欢是因为有人采访……不喜欢是因为太吵了,拍照我的眼睛会发红。”毕竟还是孩子,没有快不快乐的触觉。就算和父亲分开两地,大地也感觉不到自己少了什么,至于怕不怕和长期分居的丈夫感情变淡,铃子说:“那也没有办法。”

  剪了头发以后,认识大地的人少了很多,于是铃子空前地不想再打扰他的学习生活。很多人都劝母亲一定要把握孩子正红的这三四年,但是她始终没有签经纪公司的约:“年纪这么小,我不想让他卖身。而且签了以后,安排的工作不能不做。现在这种状况还可以帮他过滤一下工作。”记者问她如果有一天真的没人再找大地拍戏、拍广告会是什么感觉,她说:“我一定会有失落感!但同时也会有庆幸,而且是庆幸多于失落,因为他终于能完全平静下来了。”
童星:缺失的童年(组图)
王佐/摄

  李思琳:我只是一个小学生

  没见到这个亚洲最小的签约歌手时,还以为李思琳是一个骄傲的本土小姑娘。但是,做完她和父亲、著名音乐人李广平的采访,才感觉到父女两人共同的品质:真诚善良、谦恭大方。

  李思琳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家庭和睦、父母给本身就有音乐天赋的她很深的音乐滋养。她的学习成绩几乎每次都在年级排第一,履历表上一大堆得奖和演出记录。最近,她出了自己的专辑《幸福》,用真实的童声唱出了许多孩子对幸福的理解,而几首唱珠江、唱东莞的儿歌已经很受欢迎。

  不过,这个幸福的孩子也有苦恼的时候。李思琳对繁复的唱片宣传“工作”很是反感:“出了唱片为什么要做宣传?”“爸爸,安排好的节目能不能不做?”“我已经说过很多同样的话了!”这是她的困惑和不解。李思琳大吐苦水说:“同学对我说:‘你就好了,可以去北京’,可是我觉得去北京是很烦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只好笑一笑……”说完这个,她还加上一句:“不过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苦恼的,我很快乐!”于是,爸爸回答她:“现在出唱片的人太多了,你又是一个小孩子,出了唱片当然要做做宣传的。”李广平说:“我做了十年的相关工作,现在反而遇到了对‘宣传’不理解的问题,一般人只会嫌安排得太少,而小孩子却不适应程式化的东西。”他们的宣传还不一定能得到肯定。李思琳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同一时间还有歌手王蓉和任贤齐、黄品源的两场发布会,很多记者在赶场,匆匆走掉了,“也许这个时代人们只关注成人明星,一个小孩没人会重视。”

  李思琳小时候学琴也没少挨妈妈的打骂。有一次她弹琴的五指又翘起来了,当时妈妈忍不住火,用教鞭狠狠地打了她的手,她愣了几秒钟,眼看着手肿得象小萝卜,“哇”地大哭起来。妈妈把她抱进卧室,不敢哄她,一边擦自己的眼泪,一手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哭,思琳哭急了,又被捂着嘴呼吸不畅,大声咳嗽起来,哭着问妈妈:“妈妈,你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妈妈,你不是说爱我吗?可是为什么你对别的孩子那么好,就对我那么厉害?”

  不过,原本想让她专攻钢琴的父母还是选择了让女儿多方面发展:“我们打电话给北京的同行征询意见,结果朋友反问道:‘你想不想让孩子当牲口?’我想想也是,几万人里才出一个李云迪、朗朗,他们每天超过十小时训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思琳她喜欢很多事情,电影、音乐、唱歌、小提琴,所以我们不会去强迫她走固定的路,还是让她自由发展比较好。那种疯狂的天才,其实不得不说也有一点扭曲的东西。”谈起自己的“小明星”身份,李思琳说:“够了!我已经很满意现在的样子了,我始终都是一个小学生!”

  方超:千万别乱捧童星

  “只要当演员就有过气的那一天”,但是像方超这样黯淡得令人同情的却是少数。上世纪80年代初,才2岁多的方超参加了谢晋导演的《啊!摇篮》的拍摄,从此戴上了“中国第一童星”的光环。15岁之前,他出演了20多部电影、5部电视剧,当时上映的任何儿童片里都能找到他稚气可爱的脸,许多人更是看着方超的电影长大。后来,方超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接戏,专心读书准备考电影学院。然而,接连两年考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都因为165公分的身高被刷了下来。这两次挫折直接造成了方超日后在影视圈难以继续发展的局面。

  从此,方超在屏幕上销声匿迹。8年后,演员邵峰到上海的一个小餐厅吃面,才意外将这个已做了两年服务员的昔日童星“捡”回荧屏。但是,尽管知名度仍然很高,但他的实际地位却并不太高,片酬也一般。有的制片人以他现在不够红、不是男一号或男二号为由降低片酬,但一到做发行时,总忘不了将他的名字放入宣传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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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方超的一大段自白说出了被“误终身”的遗憾和痛苦:“在我不懂得演戏、不懂得名利为何物时,就拥有了童星的头衔,其实我第一次拍戏时才两岁半,哪里懂得演戏呀,大人怎么指挥我怎么演。后来慢慢长大了,挺讨厌拍戏的,但由于一种‘惯性’,找我的人挺多,那就只好接着演,但实实在在得到的只有名没有利,有时候拍一部戏给200元的片酬,有时候根本没有。再说那时候的儿童片是教育儿童的,父亲让我拍戏也是为社会做奉献,对片酬从来没有要求。但是越来越多的导演找我拍戏,我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拍戏上。等我真的长大了,找我的导演却越来越少了,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可怕’。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专业知识,除了拍戏没有一技之长,这真的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表演专业,可是又由于身高的原因被拒之门外。我一度真的感到可悲,自己从小就为电影奉献自己,到了最后却不能走进专业电影院校的大门。”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方超宁可没有当过童星:“导演们千万别乱捧童星,我的经历就是证明。如果能重新选择,我情愿不当童星,好好度过童年和少年,好好地学习,重新选择职业。目前我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童星印象留给别人太深了,现在供我挑选的角色面比较狭窄,别人已经替我做了定位,好像我只能演活泼的少年角色。做演员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红起来的,自己小小年纪就已经红过,不可能重新再红一次了。到了真正需要事业的时候却不能拥有,这是人生的遗憾和痛苦。我领略得太晚了,所以真心希望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别让孩子过早地选择所谓的‘事业’,否则,到了孩子真正需要选择的时候已经别无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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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晓萱:被弄成很快乐是很奇怪的事

  从童星开始入行的范晓萱在小时候父母就离异,一直跟着妈妈长大。母亲离婚后靠在歌厅唱歌赚钱维持生计,辛苦钱都花在培养女儿的音乐才能上。不负母亲的厚望,范晓萱的星途还算顺利。从《Rain》、《自言自语》的清纯、梦幻到教孩子们怎么刷牙怎么转圈的古怪精灵,从顶着美国女大兵头唱《氧气》的另类到《绝世名伶》的忧郁,范晓萱在音乐中成长,早期的婴儿肥已经变成了瘦削、自我的精灵模样,也渐渐展现了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

  但是,从《我要我们在一起》之后,范晓萱开始沉寂,我们开始知道她和许多艺人一样患上抑郁症,还曾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如果不是前男友周俊伟从身后将她抱住,她可能早已经跳楼而死。在她新近出版的自传式日记《乱写》中,她用自我、极端的笔触写到了自己的心理抑郁:“是!我有抑郁症,我想过要治好,要吃药。问题是,为什么要快乐?要那么快乐做什么?……对我,在这不快乐的世界里,被弄成很快乐是很奇怪的事,真的很不合理!”在这种封闭的叛逆里,她还是感到孤独:“此刻的我,极度地孤独,却又不希望有人来陪我!我可以大哭的,但我压抑住了!但我心里还是难受得不得了。你说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你,让你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双鱼座的范晓萱自称个性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悲观。“某种程度上它反而是一种乐观了,因为我已经把最坏的结果想到了,所以不会当最坏的事情出现时受伤很深。虽然我很早就得到了鲜花和掌声,但我并不觉得很知足。因为我很清楚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我的目标很明确,没有达到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开心的。”出道多年的范晓萱对娱乐圈的大环境还有很多不适应,她说:“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行业是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如果是,我既然那么喜欢做音乐,要把它视为一辈子的工作,就必须要调适好自己的心理。我不喜欢娱乐圈的某个部分,我就尽量不去触碰到那个部分,在这个前提下继续做音乐,我就会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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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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