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引用一段刘永华博士的话（见6月1日《新京报》），虽然罗嗦了一些，但能够看出刘博士的逻辑和底牌：“‘生活哲学’通俗地说就是我们怎么看待生活，怎么处理生活中的小事。君不见，有人喜食野味吃出了非典，有人贪污腐败包二奶，有些文化人被人称为‘没文化’，有些政府官员只会两件事：喝酒、打扑克。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当代中国‘生活哲学’的普遍缺失，而‘国学’的精华部分，对这些现象都有针对性的规则存在。可以说，现在提倡‘国学’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既应该研究，更应该弘扬。”
这段话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三段论：一、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姑且不论刘博士列举的诸多“不良”是否具备科学性）；二、针对这些“不良”现象，“国学”的精华部分设置了一些规则（姑且不论“国学”的精华部分究竟是颈部还是臀部）；三，所以，提倡“国学”是时代的需要。
刘博士的意思是，“国学”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诸如SARS等医学问题，包二奶等家庭问题，腐败、政府官员效率低下等行政问题。“国学”既然如此伟大，那么，我们对于“国学”应持的态度，就不应该仅仅是研究和弘扬的问题，也不应该仅仅是在一所大学里设置系科的问题，而是应该诏告天下，传布四海，人手一套《四库全书》或者《十三经》……如此这般，天下太平，马放南山。
会这么容易吗？在唐宋元明清，全部国民人手一套《四库全书》或者《十三经》不可能办到，但所有官员以及文化人，人手一套《十三经》或者《四书五经》还是基本实现的。然而，疫病照旧流行，纳妾仍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贪污与腐败照样是官员的营生。唐宋元明清，正是“国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如日中天的时候，国家的运作以神道化的儒教为根本，官员的考核以儒教宣扬的道德为依据，儒家经典（这是否就是刘博士口中所说的“国学”的精华部分的一部分？）成为万民的生活准则。那些时代，“国学”一统江湖，千秋万代，并不存在继承和弘扬的问题，然而，社会依旧是社会，“不良”依旧是“不良”。
西谚有云，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说的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每个人、每种知识、每种思想和文化，都有着自己进退举止的范围。孔夫子说过君子不逾距，也说过进退有度。这个“矩”和“度”，固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该知道边界在哪儿。“国学”的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问题，在学术的范围内、在小圈子里讨论，有其价值和意义；然而，一旦超越了这个“边界”，像刘博士建议的那样，以“国学”防SARS、反腐败，只能是一个笑话。
然而，刘博士的意图恐怕不仅局限于SARS和腐败问题：“‘国学’的精华部分，对这些现象都有针对性的规则存在。”这句话的要害在于“规则”二字，以“国学”中设立了数千年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应用于21世纪的中国，作为国民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甚至更进一步，以弘扬“国学”为由而限制国民自由思想和自由行为的权力———这种局面，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并不陌生。这，恰恰是刘博士的底牌。
固然，当下的时代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时代，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细致分析，逐一制定对策和解决方案。将所有问题归于国民的思想和文化出了问题，进而为其开出一个一揽子药方，实在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把“国学”局限在学术内研究和学习，作为国人，是有必要的，可以知道过去的中国人怎样生活和思想，以史为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知道，“国学”是过去的学问，是已死的知识，不是从当下中国的实际中生发出来的鲜活的知识，更不是江湖郎中宣扬的灵丹妙药，包治百病。
林扶叠（广州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