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
这的确是当今世界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这种现象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古典戏曲中流行歌舞的运用，广播电视节目娱乐性的增长，报纸消闲性的扩大，网络媒体的游戏性等
等，娱乐化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于文化的各个领域。从根本上说，娱乐化是经济兴旺、科技进步、社会开放和人性解放的反映，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又为娱乐化提供了空前新奇的手段。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过度的娱乐化，失去了对必要的艺术精神和格调的追求，也会损害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有的戏曲作品为吸引观众，生硬加进一些流行歌舞等时尚元素，削弱了剧种本体的特征；有的行为艺术过分追求新奇感和表演性，不注重作品的艺术内涵，这是娱乐化走到极致所导致的负面效应。
毫无疑问，娱乐是文化艺术的一项重要功能，但文化艺术的生命本质却不是为娱乐而生的。从“诗言志”，到司马迁提出的“愤书”说，两千多年来，强调社会责任和艺术品格一直是中国文化艺术创造的精神源头。文艺的本质是社会的，个人创造性也带有鲜明的社会印迹，其核心是艺术精神和品格。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娱乐和快感只是初始的满足。即使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和明天，人对艺术的需求，也不仅仅是娱乐。因此，娱乐化不能过分，如果在娱乐化中失掉了艺术精神和格调，那就是失去了根本。
娱乐化和讲求艺术精神及品位并不总是对立的，我们有过不少既娱乐性强又有艺术内涵和品位的作品，像侯宝林的相声，赵丽蓉、赵本山、陈佩斯、冯巩的小品，讽刺中寓意崇高的美学本质，让人在开怀大笑中有所反思。还有像京剧《宰相刘罗锅》、《连升三级》等，也是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正义、廉洁、忠诚、善良的力量。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爵士化的莫扎特，电子化的交响乐，帕瓦罗蒂和流行歌星同台对唱，莎拉·布莱曼的美声与通俗的融合。但在这些流行化的时尚元素背后，艺术精神并没有缺失。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曾播出由西蒙·拉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奥地利玛特豪森集中营遗址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录像。这场演出的独特性和精神性就在演出的地点。玛特豪森集中营是德国纳粹在二战时留下的，十几万无辜人民死于其中。乐团在遗址上演出，画面上不时出现集中营遗址中的峭壁、铁丝网和雪白大理石上镌刻的遇难者的姓名。在“欢乐颂”的乐曲中，贝多芬人类大同的理想和集中营遗址形成强烈反差，令人心潮起伏，思绪难平。无疑，这场音乐会的可看性，远远大于在普通的音乐厅里的演奏，而它所展示的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是在普通音乐厅远远不能达到的。
在娱乐化中寄寓艺术精神，寻求娱乐化与艺术精神的统一，应当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问题。文化市场的发展，对作品商业性的强化，和现代社会人们心灵释放的内在需求，都在不断地推动着娱乐化手段的进一步丰富。但在强化作品娱乐性的同时，还必须要凸现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以及繁复的价值观。娱乐只是手段，它给受众最基本的满足，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最初级的感官愉悦所要达到的最终指向是艺术的精神内涵。以牺牲艺术精神来换取简单的娱乐，那是本末倒置了。文艺的第一要旨还是反映与人民关系最密切的心灵诉求。在急速的生活节奏中，人们更希望从这个独特角度获取新的精神养料，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内心矛盾，这为我们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娱乐化的狂潮中，应当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精神，用既充满娱乐性，又富有艺术感的方式，表现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进步的时代精神转化为积极的艺术精神，以提高人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