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王小帅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他执导的电影《青红》刚刚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无疑使他更为耀眼。《十七岁的单车》《极度寒冷》《冬春的日子》等电影，都在悄悄地展示他的才华和实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地下电影”。而他执导的可公映电影的艺术性却大打折扣。《青红》的出现打破了王小帅艺术生命的瓶颈，这部
即将在成都热播的电影，因为戛纳、因为王小帅，越来越让人期待……
本报特约记者 范倍
记者：首先，谈谈《青红》？
王：《青红》是我从电影学院毕业没几年就一直想要拍的东西，修改了很长时间，从1995、1996年就开始写本子了，1997年就想要开始做。这部片子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我们家1966年到贵阳，支援三线建设。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贵阳度过的，那是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离开了，而少年时代的一些朋友留了下来，在那里长大、谈恋爱、结婚、生子，在那里生根，而这个过程中，中国开始改革，外面的变化和冲击也冲到贵阳。这时候很多的家庭想离开，他们大都来自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贵阳相对来说是个小地方，他们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样对孩子将来的教育和工作都会很好，《青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我一直想拍，现在终于拍成，总的来说一切都还比较顺利。
记者：电影的名字从《我19》改成了《青红》，原因和想法是什么？
王：主要是因为主演都超过19岁了。《我19》的含义是指19岁的青春期，而演员大都二十多岁了。我不想让未来的观众过分追究到年龄上去，他多大她多大，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所以，就把特别有指向性的数字拿掉换了一个名字，再说我也觉得《青红》这个名字更好听一些。
记者：资金主要从哪里来？
王：资金主要是国内的，开始也出了一点问题，但还好，后来都解决了。
记者：开拍之前的想法与拍成之后的效果有什么差异？
王：最原始的剧本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在贵州的段落，另一个就是当年的青红长大以后离开贵州之后的段落。因为资金等各方面的原因，于是重新审视剧本，进行调整。如果这两个段落都放进来的话，那就太长了，只能变成两部电影。我认为每个段落都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所以就把前一个贵州的段落单独拿出来做成了这个片子，就是现在的情况。
记者：拿掉的那个段落是否还会继续拍？
王：将来有机会有资金就做。
记者：后面这个段落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王：后面这个段落就是当年的青红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也遇到了青春期爱情的问题。青红青春期的爱情遭受了一些挫折，那等到她长大后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记者：审查时的一些改动，对整个片子有什么影响？
王：大的框架都没什么影响，惟一遗憾的就是声音和气氛，上世纪80年代的气氛会减弱一些。
记者：跟你以前的电影比起来，《青红》有什么大的变化？
王：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自己更自信一些，更沉稳了。
记者：你觉得《青红》比你其他的片子更好些？
王：应该是不一样。我很高兴能看到每部片子对我来说都有一定的成长空间。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认为自己的东西更加丰满了。
记者：贺峥说，你的《二弟》是一种灵魂的偷渡，而《青红》则代表你心灵的回归，你觉得是这样吗？
王：这个说法很有创意，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记者：导演身份从“地下”变成“地上”对这个片子有什么影响？
王：地上还是地下，完全取决于“题材”。假如我想做的是不被允许的，我就再转入地下，不同的方式要求不同的思路。“地上”拍片，取得许可证是必须的，这就会影响对这部影片的考虑，然后这就成了一种限制。这对导演来说是很不好的。地下拍摄只是一种有更大自由的制作方式，独立于任何现有制片机构的结果就是产生越来越多的制片小组，每一个都在寻找它的发行市场，每一个都在寻找它的定位。在现有的体系下，地下拍摄提供更好的多样性和独立性。但因为它是不合法的，就只能是小规模的计划，并且还必须在很不自在的环境中工作。
记者：你为什么总是关注青春期个性压抑题材？
王：哈哈，这可能与我的荷尔蒙正在分泌有关吧，所以，会带有很多情绪的起伏。青春期嘛，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年龄，对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反映都比较敏感，同时，青春期也都有这样一个成长中的不稳定性。另外，现代的年轻人，接受的都是最现代的信息，所以，他们对由青春期所带来的烦恼没有更深刻的感受。
记者：在某些时候，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比电影本身还重要？
王：不是，是不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倒觉得可以放在第二位。主要还是个人感受。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这一代坚持不懈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态度，相信这种坚持会起到某种作用。就现实而言，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争取、培养和改善。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很多作品观众连看都看不到，但这不能说是我们拍的电影没人看，或者观众不喜欢看，这只说明了我们需要花时间和耐心去培养一个文化和电影的大环境，让更多的观众知道电影也是有另外一种看法，同时也可以让他们看到另一种艺术形态与表达方式，不见得所有人都去看商业大片。
记者：确实有不少观众对艺术电影敬而远之啊，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以及其他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不够娱乐与商业，所以没有人看呢？
王：电影是一个娱乐行业，同时以盈利为目的，这是一个主流趋势，甚至以后每部电影的产出都要与大众娱乐挂钩，全世界都如此。但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艺术电影还能顽强地存活下来？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它拥有自己一定的渠道与生存方式，或者说，它不可或缺地成为了电影娱乐产业中的一个环节。
记者：既然电影大众化是一种主流趋势，那么你拍电影时会不会放弃一部分自我，以“为人民服务”的状态拍电影？
王：我知道我的电影肯定有一定的受众群，但是，我事先不会去设定是哪一种群体。我经常想象在一个地市级二级影院或者更偏远的农村，各种娱乐都比较贫乏的地方，相信很多普通老百姓也会去看这种（艺术）电影，因为它只是一种娱乐的方式。我没有野心让所有人都看我的电影，而且都说“好！”我能为我的电影设定百分之几的观众，就已经很好了。别说电影了，任何一个产品都有它的服务对象，连汽车行业的竞争都那么激烈，不是“奔驰”车好，全世界人民都开“奔驰”，所以，不同的人群会开不同的车。汽车都如此，更别说是文化商品，它的受众群体更为复杂。
记者：你曾说过现在的中国电影，还要等到一百年后才来评判，为什么？
王：因为我们还身处中国社会变迁与艺术低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对文化轻视造成的伤害，或许大家一时还感觉不到，因为现代人更直接感受到的是金钱和物质。所以，我们只能等下一个一百年，到那时有的东西留下了，有的东西永远随波逐流消逝了。
记者：第六代的作品，特别是独立制作的电影在西方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关注，您认为原因何在？是独立电影的艺术取向较同西方合拍，还是西方觉得独立电影更真实的展示了中国人的真实原生状态？西方的关注又对中国地下电影有何影响？
王：我认为两者都有。首先独立电影的想法肯定和以前的中国影人不一样，他们觉得比较容易接受，和主流电影相比，独立制作的未经过审查，更简单质朴。西方的关注和支持肯定是好的。我们看到，独立电影即使没有中国内地的市场也没关系。这就保证了我们先能说话，然后再慢慢地渗透、成长。
记者：你的影片的主人公总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讲述他们的痛苦和爱情，这反映了您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批判吗？
王：电影，或者说艺术应该是批判的，无论是任何时代。我的作品里一直带有这种情绪，可能带有个人的一点喜欢和眼光。
记者：你了解电影市场吗？
王：没有人了解电影市场。原因不在于我，原因在于我们国家的电影市场长期以来都不好，这不是哪一个导演的事。就像当初中国没有高速公路，汽车就跑不起来。现在有路了，有私家车了，自然汽车工业就上来了。电影也一样，只要政策上放宽了，制片人、投资人有信心了，就可以开发潜在的市场。有些导演喜欢拍压抑的电影，有些导演喜欢拍幽默的电影，有些喜欢怪怪的个人倾向，这些电影都应该有相应的观众层。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当地下导演的那段日子？
王：我1992年开始拍片，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事说起来都很奇怪，在国内国外，你应该找不到另一个不被获许、但拍了这么多年电影的人吧。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沮丧，担心自己是不是没跟上时代，但是现在我不想提那些，过去的一页已经掀过去了。那些沮丧的事我已经忘记了。
手·记
在采访王小帅之前，我首先约见了拍摄《青红》工作纪录片的导演贺峥。在北京某家茶餐厅的一个角落里，贺峥点起一支烟，在淡蓝色的缥缈烟雾中，她淡淡地说起小帅导演，说起《青红》，说起她怎么偶然进入《青红》剧组，怎么样成了纪录片导演。
她说，2004年8月25日他们一行八人来到贵阳看景。两个月后他们开始在这里拍摄一部电影，一部爱情文艺片，先是叫《我19》，然后改名《青红》。当《青红》完成的时候，她也在那里拍完了《青红》的电影纪录片《我说》。
电影中的主场地定在贵阳市矿山机械厂青龙路18号，这里就是剧中女主角青红的家。后来纪录片《我说》被改名为《青龙路19号》，其实是为了与电影的片名《青红》相呼应。青龙路，是电影中的拍摄场地，与青红的青又是同字。19号，电影的原名叫《我19》，拍摄的时间从2004年11月—2005年1月，正好跨越了一年，为了更贴切主题，因此18号变成了19号。贺峥说，这就是电影《青红》的纪录片改名的想法与过程。在拍摄过程中，她就像一只苍蝇，紧紧地盯着每一个场面，希望不错过每一个细节。
作为纪录片导演，贺峥说，她的心情是复杂的。她希望《青红》能顺顺利利完成，但在每一次剧组发生事故时，她都会有些兴奋，想要赶紧记录下一切。她希望她的纪录片不仅仅是《青红》拍摄过程的简单复制，也希望它是一部有趣的、生动的、有价值的作品。然而，相对于热闹的剧组生活而言，她又是寂寞的，没人关心她的工作，没人认为她的工作是重要的，甚至有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她说，她是一个寂寞的导演，而在这种寂寞之中，她感受到艺术的凝重与欢乐。
在采访了居住在中央美术学院旁边的王小帅之后，我来到贺峥的工作室，因为她的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我观看了《青龙路19号》的一些片断。纪录片一开始，王小帅这样说：你们将看到两部电影，一部是我导演的，一部是我主演的。他导演的电影就是《青红》，他主演的当然就是《青龙路19号》，他扮演他自己。
档·案
王小帅1985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院附中。
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91年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
1992年回北京。
1992年10月编剧、制片并执导独立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1993年该片参加加拿大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及伦敦、希腊、南特、意大利等多个电影节，并参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新导演展；获意大利丝米诺艺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希腊铁萨隆尼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1995年该片被英国ＢＢＣ选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并于同年岁末在ＢＢＣ播出。
1995年执导独立电影《极度寒冷》，参加1997年度鹿特丹电影节，获费比希国际影评人奖，并随后参加加拿大、英国、德国等数个电影节，翌年首次在美国、荷兰等地发行，被纽约时报评为最勇敢的中国独立电影。
1996年执导电影《扁担姑娘》，该片历经三年的审查与修改于1999年获得公映。1999年该片官方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栏目（ＡＮＣＥＴＡＩＮ ＲＥＧＡＲＤＣＡＡＮＥＳ），随后参加数个电影节。2000年该片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发行。
1999年执导影片《梦幻田园》， 同年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提名。
2000年执导影片《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该片入选第51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最佳新进男演员奖。王小帅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
2002年执导影片《二弟》。2003年《二弟》入围5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同年参加印度新德里国际电影节，获亚洲电影促进奖、最佳男演员奖。王小帅参加多伦多等电影节，任希腊铁萨隆尼电影节评委。
2004年参加鹿特丹电影节，担任荷兰皇家王子文化基金奖评委。
2005年《青红》获戛纳评委会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