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学衰落近百年之后，2005年5月29日，一心要成为“人文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组建国学院：以八旬高龄之冯其庸老先生为院长，年内组建国内大学第一个“国学研究院”。同时，纪宝成先生于5月26日在《南方周末》撰文专论《重估国学的价值》，指出“狭义的国学是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意识形态”和“弘扬”的组合很容易给人以误解，以为我们又要搞什么“独尊国学”了，乃至于有人担心，“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倒退，并提出“国学，研究则可，弘扬不必”（见《新京报》5月31日）。
其实，任何国家、民族和地区，任何时代，都有其不同的代表主流文化和精神的意识形态。人大尽管开设了国学研究院，却并没有把国学强制为全民意识形态的国家强制力。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国学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有了这个基本的态度，再来看国学，就要超脱得多。
百年来，人们对待国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主流是对它的全盘否定，且以五四新文化激进主义为高峰。另一种，则是对它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它视为挽救当下社会道德滑坡人文精神缺失的良药，甚至把它作为拯救人情冷漠、环境恶化等“西方社会病”的救命稻草。比如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宣称“21世纪是中华文明的世纪”，比如去年的《甲申文化宣言》等等。
两种观点，貌似截然对立实则高度统一：把所有的功（过）都归结于国学，实际上都没有把作为制度化的“国学”和作为典籍文化的“国学”区分开来。他们难道不知道制度性力量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决定性力量？把制度的罪恶归结于文化的缺席或文化的“介入”，本质上都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明乎此，我们就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国学：它只是一门学问，既非洪水猛兽也非灵丹妙药。有人爱研究它那是他个人的自由。既然是研究，一开始就不应该有结论。而创办国学研究院的目的，一上来就“以‘脊续文脉，重振国学’为宗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显然是先给了结论，本身就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它必然导致有选择性地选择教师：凡肯定国学者，来；非议者，去。其结果，必使国学研究成为一潭死水。那样的话，国学这个“国粹”能否“保存”这帮研究者，能否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成问题，更别说让人们去保存和弘扬国粹了。
至于说要开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选修课程，恐怕效果还不如社会上的淑媛会呢！有关方面雄心勃勃，准备采取特殊招生办法，准备申请设立国学学位。有意思的是，当记者问到学生的就业，校长表示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合资企业都需要，他们可以制定企业战略、写作政府文书；但当记者问到国学院定位，校长又说是为了重倡国学，接续中国文化的脊梁。如果自己都不知道何去何从，北大实验班就是前车之鉴。
我不反对开办国学研究院，但前提是不要对它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把它切实当成一门学问来做。
那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以真正审视而不是顶礼膜拜的态度来对待国学。
童大焕（北京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