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文章《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一时间，“伟大的中国小说”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作家残雪、陈希我、韩东，评论家张柠等，纷纷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哈金是这样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下定义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
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认为，如果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中国文学就没指望了。然而，哈金的定义，特别是“经验说”遭到了作家的质疑。残雪认为，文学作为普世性的精神成果，应当走出狭隘的“民族经验”，走向更深更广的精神领域。而陈希我认为，内在的危机感和疼痛感才是促成“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最重要因素，而非什么“经验”。
看来，哈金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下的定义还不那么贴切，但不能不承认，他提出了当今中国文坛上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即文学的命运和作家的态度问题。
中国的小说为什么不那么伟大？按批评家洪治纲的说法，是因为数量与质量的严重失衡———每年都有1000多部长篇出版，但好作品却屈指可数。而作家王蒙则调侃说，中国作家之所以伟大的不多，“就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两个人的话都不无道理，但一部文学史的发展和几代作家的成长，充满了太复杂的变数，不可能有一言以蔽之的结论。曹雪芹的作品少，一部“红楼”定乾坤。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多，但他们的皇皇巨著并没有因为数量多而影响它伟大的品质。海明威、川端康成等国外作家以自杀的决绝告别人生，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创作的困顿和精神的孤独。中国的作家虽然没有多少不顾一切自我了断的人，但他们同样经受着内心的煎熬。曹禺先生的晚年就是在难以突破自己的内心折磨中度过的，而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更多的是社会的逼迫，是对时代的控诉。
文学的成长应该有一个正常自然的环境，但综观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它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当经济的发展终于可以让作家显示个性特质，为他们带来自由创作的空间，市场又以极端商业化的价值取向冲击作家的创作初衷。这一切让那些本来想写一部伟大作品的中国作家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产生了扭曲。急功近利成了市场化写作的主题词。
不过，急功近利并不一定就产生不了好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几部伟大的小说，都是被出版商逼债给逼出来的。穷困潦倒不是粗制滥造的导火索。那么，同样是为了钱，为什么有的人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有的人却写出了渺小的作品。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追究的问题。
一个作家，他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情感、胸怀、才情，就会写出与之相匹配的作品，无论他的生活是贫还是富，也无论他的职位是高还是低。不能想像一个心灵狭隘、做事委琐、自私贪婪、人格卑劣的作家能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
所以，伟大的中国小说必定从伟大的中国作家中产生。当代文学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应该出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