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解读
采访对象:李复斌(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国第一位国乐指挥硕士)
南方都市报:在抗战救亡时期，中国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音乐家，但是为什么单单冼星海被称作是“人民音乐家”？
李复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同样可以问一句:世界上有那么多非常有建树的音乐家，人们为什么要那么推崇贝多芬？单从技术上来说，和贝多芬处于一个水准的音乐家肯定还有，但是，在他的音乐里，你听不出他是在为他个人而歌唱。有些音乐家的作品非常动听，但很容易陷入个人情感的窠臼，但是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尤其是他的《第九交响曲》，可以说是代表着人类的要求，代表着人类对权力的反抗，是人类共有的对欢乐与和平的追求，这是历代音乐家们高尚的典范。
回到冼星海这个话题上来。中国当时也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家，但冼星海和他们不同的是，他的确不是在为自己歌唱，他的音乐里是民族、大众的精神。比如说《黄河大合唱》的乐章里，完全是中华民族的东西，是一种求解脱、向上、有力的创作理念，这才是他被人推崇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黄河大合唱》创作于抗战期间，确实对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只从音乐文本的角度来说，《黄河大合唱》是否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李复斌:现在台湾也可以演奏《黄河大合唱》，说明他们现在也开始接受了，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音乐。其实说起来，《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他自己是没有怎么听过的，而且当时的条件相当差，他实际上也听不到他想要的效果。我想他的留洋经历让他听到了很优秀的音乐，他又有那么好的创作理念，所以才可以写出那么优秀的新音乐。在同时期的音乐家中，冼星海的创作理念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他自己是个广东人，后来的创作又主要是在延安、西北完成，要融入进去有相当的难度，这一点很值得广东人骄傲。你想一想，他回国到去世中间只有短短十年，写出了那么多的优秀作品，而且跨越了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又加入了那么多民间文艺因素，的确是中国新音乐的一个开始。我觉得《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符号。
南方都市报:大合唱、交响曲，这些都是西洋音乐的形式，冼星海的音乐里是怎样包容西洋和中国民族音乐的元素而成为全新的民族音乐的？
李复斌:在他的音乐里，民族音乐的因素非常多，中西合璧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说，“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这分明就是民间快板书啊。另外，中国以前只有五声旋律，欧洲作为和声性旋律，冼星海用了很多西洋技法，《黄河怒》中的演唱就是美声的方式，加上中国的声调，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当时出去留学的人很多，有建树的并不多，把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的，以欧洲形式演唱中国内容的并不多，当然，像《铁蹄下的歌女》，像刘天华的作品，也都是不错的。《黄河大合唱》是跨越两个音乐领域的作品，冼星海的理念与技术，我想当时没有人在这个高度上超越他。
南方都市报:他对后代的音乐家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李复斌:我觉得冼星海的作品后来也都是经过历代音乐家共同来雕刻的，像《黄河大合唱》，有过钢琴、管弦乐、古筝、扬琴等等不同版本，但是这么多音乐家从来都是不署名的。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应该的，冼星海的作品，大家都已经不觉得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属于民族共同的音乐了。我自己很小就接触到冼星海的音乐，后来也曾经用两部扬琴来完成《黄河大合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的音乐是深入人心的。
解疑
他为什么被称为“人民音乐家”？
在冼星海的所有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他对作品大众化的强调。所谓大众化，一是指作品主要描写的对象为群众民族，另一点便是作品易为人民接受、喜爱。冼星海的这一创作理念非常清晰，他一直努力让中低阶层、弱小势力族群的人也能懂得自己的音乐，因此在选择曲调与题材上，走向简单又符合大众喜爱的曲调、主题。
还在上海时期，冼星海便开始创作大量适合在群众中传唱的救亡歌曲。即使为了解决生计而创作的电影歌曲中，这一点也同样明显，例如，1936年，他为电影《夜半歌声》创作主题曲，以表达他对封建社会之反抗，虽然这是一首通俗歌曲，却因为在曲中运用小调之悲郁和大调之悲壮的对比性而引人入胜。到了后期，即便是《黄河大合唱》和《第一交响乐》等大型作品，也能让不懂音乐的人体会到他所想表达的意境。
冼星海一直认为音乐具有社会功能，他在《序“抗战歌曲”第二集》中说:“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作品，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音乐成了他的另一种武器。对于这一点，评论家马可非常欣赏:“当他(冼星海)感到既有的艺术教条不足以反映新的现实时，他不是削足适履式让生活去服从艺术，而是让艺术忠实于所表现的生活，这样既正确地反映了现实，又创造地发展了艺术。”
之所以力求让音乐作品具有如此的特性，其实与冼星海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由于出身贫困，他从小就体会到母亲劳动的辛苦，对底层的民众存在特殊情感。此后无论是在国内求学阶段还是赴法留学时期，始终处于贫困边缘，尤其在巴黎求学期间，他甚至一度沦落到要向人乞讨的地步，这些痛苦的经历他在音乐中从来没有忘记过。回国之后他立即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当中，音乐创作更趋于大众化。此外，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能唤醒大众抗战意识的武器，因此在创作时，特别注重简单易唱、易记的特质，同时，只要能让歌曲唤醒民众抗战的决心，不论生活多苦或距离多远，他都愿意下乡去教唱。“人民音乐家”的称号，可谓道出了贯穿冼星海一生音乐创作的理念。
本版采写/撰文:
本报记者 刘炜茗
图：
冼星海与许多音乐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自觉地与底层民众站在一起。
资料图片本报 记者 黄皓翻 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