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红色园丁(组图)_影音娱乐

百岁红色园丁(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6月15日12:38 北京青年报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1939年保小师生合影。最后一排右二为郭青

1939年郭青（前右三）在延安

　　延安保小的学生多半是革命烈士和中共高级干部子女，如彭湃、罗亦农、谢子长、李硕勋的孩子彭士禄、罗西北、谢绍明、李鹏，如刘少奇、任弼时、张浩的孩子刘爱琴、任远方、林汉楠……他们后来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中国潜艇之父、水电专家等建设新中国的栋梁。桃李忘不了用慈爱和德智体美的甘露哺育了他们的园丁，每在郭青的诞辰，保小的学生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老校长的身边。

　　按中国的传统习俗，今年是郭青的百岁（即实岁99岁）诞辰，我们有幸随同贺寿的学生们一起去拜望这位令人尊敬的百岁红色园丁。走进郭青陈设颇为简朴的家，我们便沉浸于往事追溯的河流……

　　辗转到西安，才知道自己带的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项英的女儿

　　1938年初，在南京陷落后，苏南大片地域也相继沦入日寇之手，新安学校的教学已无法维持。这时，学校留守负责人郭青，接到带领新安旅行团在外宣传抗日的校长汪达之的来信，要他带本校一位叫张苏云的女学生去西安。

　　郭青带着刚刚7岁的小苏云匆匆离校，于兵荒马乱之中来到了淮阴。此时苏北的铁路客运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郭青看见铁路上停着一列货车，便拉着苏云攀上了一节敞篷的货车车厢。他俩就搭乘这免费的货车到了安徽蚌埠。

　　在蚌埠，他们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向西北行。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郭青因没有收到汪达之的信，不知投奔何处，而身边的盘缠已所剩无几。他暗自打算先去找个教书的差事，挣钱维持自己和苏云的生计。

　　汪达之的信终于辗转而来，郭青这才知道，他历尽艰辛带到西安的女学生，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她因从未见过父亲，一直由母亲带着，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故而随母亲姓张，到延安后才改叫项苏云。信中还指示他带着苏云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设法把她安全送到延安。

　　颇费了一番周折，郭青才带着苏云找到了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1号。尽管郭青翔实叙述了来此的原委，但由于严峻的环境背景，八路军办事处还是严格地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了甄别。林伯渠亲自打电报给项英，向他核实了女儿的情况。在这之后，郭青才于4月底，携项苏云乘上前往延安的卡车。与他们同车而行的，还有当时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及家属、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等。

　　到延安后，郭青把项苏云交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他自己则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几个月后，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安排他到他熟悉的教育工作岗位，担任了延安保小的第二任校长。随后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负责人徐明清、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干部董纯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忆起这段往事，郭青诙谐地说：“是项苏云带领我再次投入了革命队伍，要不是护送她去延安，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党组织有这样直接的联系。”

　　毛泽东问孩子们：“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的前身是鲁迅师范学校附设的小学班，于1937年由党内老教育家徐特立亲自创建。最初有30多个七八岁至十来岁的小学生，有革命烈士的遗孤，父母是白区地下工作者的孩子，以及中共中央领导、军队领导的子弟和少量地方领导干部的子女。

　　1938年初，小学班改称延安干部子弟小学。后和延安完小合并，改称鲁迅小学，继而又更名陕为甘宁边区中学小学部。边区政府对这所小学非常关心，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询问学校的情况，教育厅厅长周扬直接对办学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做法，给予指示。

　　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匮乏，边区教育厅还是想办法保障孩子们的供应。按政府规定，边区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二钱油、三钱盐、一斤半煤。但保小的学生的待遇甚至要优于一般的干部，粮食中大米和面粉的比例要高一些，服装每年要多发一套，冬季再补充被褥鞋帽。

　　1939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办一所战时儿童保育院，由福利会统一拨发一部分办院经费。为了使小学的孩子也能分享福利会的资助，边区政府决定将边中小学部并入陕甘宁边区保育院，称保育院小学部。这一年，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已扩展到300多名。

　　党的领袖也非常重视革命后代的教育，在建校初期的1938年8月，边区教育厅专门为小学教员举办了培训班。毛泽东应邀而来，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课。那天，毛泽东一走进挤满了人的延安天主教堂，大家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招手并示意大家坐下，操着湖南口音对学员们说：“有人认为，一个小学教员，对抗战能有什么用呢？这种看法就不对了。小学教员在抗战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要以为我们的任务不大，不过是个小学教员而已。孙中山先生起初是学医的，后来创造了三民主义，高尔基是鞋店学徒，创造了现代世界文学的最高纪录。我们的教科书要有抗战，但要把生活加进去，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联合起来，这就是‘抗战教育’的‘知行’教育。”

　　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谢觉哉，都到学校看过孩子们，谢老还给全体学生们讲了话。

　　周恩来也到保小看过孩子们，他和邓颖超夫妇还为保小捐赠过钱和物品。每次和保小的师生一起看戏时，周恩来都会把烈士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或其他烈士的子女抱在腿上，边看戏边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使孩子们体味到了父亲般的疼爱和温暖。

　　“我们的学生太多了，我都爱他们！”

　　去看望郭青的项苏云，带上了延安时期《解放日报》记者为保小的五位“特长生”拍摄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延安庆祝六一儿童节开比赛大会，这五位各有特长的学生在比赛中获了奖，《解放日报》还为此写了一篇报道。

　　郭青看着照片，一一指点出了照片上学生的名字：“这个是小小政治家于龙江（后来成为铁道部研究院的院长），这是小小演说家项苏云（后来从中国科协青少年部副部长职位上离休），这是小小画家洪小灵（后来成为化学家），

　　这是好学生陈涌珉（后来在一个军工研究所当领导），这是朝鲜学生方汉雄（抗战胜利后回朝鲜，在战场上牺牲了）。”

　　“您还记得他们？”我们问。“当然记得。”郭青说，“当时就是我领着他们，在我们学校的学生会门前照的相嘛。”当我们问他，还对哪些学生印象深刻时，他感叹道：“哎呀，我们学校的学生太多了，我不知道说哪一个好，但我都爱他们！”

　　不论是好学生还是调皮捣蛋的学生，郭青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他对教育的忠诚，是发自他内心的。这，与他自幼的经历和从教后所受到进步教育思想的熏染不无联系。

　　1906年，郭青出生在安徽怀宁县的一个小乡村，父亲是个穷苦佃农，终日辛勤劳作，仅能维持半饥半饱的日子。10岁那年，父亲因痨病去世，母亲带着三个幼子，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郭青被送去一家钟表铺当学徒。

　　后来，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城里办起了一所苦儿院，收养了100多个无父失怙、流浪街头的孤儿，郭青也被苦儿院收留下来。尽管是2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阴暗的寝室里，吃的是糙米烂菜，穿的是单薄破旧的衣衫，生活条件极其简劣，但有书读就让郭青感到很满足，他用了五年时间达到高小毕业的水平。

　　苦儿院为了鼓励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的学生，专门挑选出四位学习优异的毕业生到省立中等学校继续深造，郭青是其中之一。他进了工艺美术学校，但却在第二年因组织同学驱逐贪污腐化的校长，被学校开除。此后他转到私立职工学校学习，并接触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教员，他和几个同学办起了工人夜校，教黄包车夫和挑水工人识字，宣传民主、反帝思想。

　　后来，他和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苦儿院同学一起，秘密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到农村向农民们宣讲民主进步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他们经常深夜到安庆的街头撒传单、贴标语。

　　1926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司令部工作。1927年，蒋介石清洗和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郭青遂与组织失去联系。

　　从1930年始，郭青一直从事着小学和贫民子弟的教育工作。1935年，郭青的朋友汪达之邀请郭青到其任校长的新安学校执教，在这所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型学校里，郭青对陶先生主张“民主、平等、知行一致”的新教育思想身体力行。特别是1936年，郭青在上海会见了陶行知，参观了他办的工学团，并听了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著名“七君子”的时政报告，爱国政治热情迅速提高，亦将教育与爱国救亡联系到一起。

　　回忆这段时光，郭青说：“终日同儿童们在一起，看到孩子们的纯洁天真，心情为之感动。想起自己童年的不幸处境，感慨万分，决心把失去的东西寻找回来。教师是培育幼苗的园丁，这事业纯洁高尚神圣，我宁愿一辈子都当个辛勤的园丁。就这样奠定了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基础。”

　　他的大手就像爸爸妈妈的手一样

　　1938年仲秋，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保小从延安疏散到了安塞的吊儿沟。那是一个偏僻、狭窄的小山沟，只有几排简陋的窑洞，老师和同学们都住在一起。按孩子的男女大小来分，20多人住一个窑洞，大家都睡在一排土炕上。因土炕不能烧火，冰冷干硬，就弄来一些干草铺在炕上。郭青也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他睡在炕沿口上，看管着一炕的孩子。

　　起初同学们起夜小便，都要到远处的山坡上。谁知这荒野偏僻的山沟里有野兽，有一个同学就因夜里小便受野狼惊吓，奔跑时摔伤了腿。学校就在每个窑洞门外放一个便桶，以使同学们起夜不必走远。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措施，郭青还是不放心，他叮嘱同窑洞的学生：“你们谁夜里起来，一定要叫醒我。”

　　后来任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贺光辉还记得，有一天夜里，他悄悄起来，本不想惊动郭老师，但老师还是被惊动了。郭青爬起来说：“怎么不喊我。”他披上衣服，跟着小光辉到门外，一直陪着他解完手。贺光辉心想：即便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管得这样细心呀。

　　陕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学生们没有手套、围巾。每天要写字、读书、劳动，孩子们的手常常被冻伤。有一次，郭青看见女学生张业伸出的手，大拇指上裂开了很长的大血口子，一动就向外渗血。他非常心疼，把她领进自己的办公室，拿了一个大碗，倒上一点开水，把她的手放在热水里泡，然后用一点猪油抹在裂口处。张业觉得给自己抹油的大手就像自己爸爸妈妈的手一样，不由得泪眼婆娑。

　　贺光辉还记得，有一次夏季午睡的时间，他和另一个淘气的男孩子睡不着，就跑到延河去洗澡。结果赵老师查房时发现了，怕孩子出事，连忙到河边去找，正好他们游泳上岸来，挨了老师的批评。为了让他们对这严重的违纪有深刻认识，赵老师要他们在教室外面壁思过。正好郭青校长走过，他看到两个孩子在太阳底下晒着，就问是怎么回事？贺光辉讲述了受罚的原因，郭青又责备又疼爱地说：“你们看，不遵守纪律就挨罚了吧。下次决不能再这样做了……在太阳底下站久了会头晕的，你们先回去吧。”两个学生不敢走：“赵先生没让走呢。”郭青说：“我会跟赵先生讲的。”不少同学都记得，郭校长处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他从来不主张对学生体罚，而是给学生细致地讲道理，耐心地说服教育。

　　项苏云还记得，保小迁到安塞后曾有过两次严重缺粮，每顿饭只有两个小土豆，她饿得哇哇直哭。郭青看了很不忍，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个白馒头给她。项苏云举着馒头就跑回住宿的小院，大叫：“我有馒头，我有馒头。”

　　同学们一下围过来，你掰一块，他咬一口，很快就吃光了。她自己虽然一口馒头也没吃到，但她心里很高兴。她说：“这并不是我当时觉悟有多高尚，而是学校老师们的一贯言传身教使然。我们有什么都不会独享，别的同学也都是这样。”

　　“仁者寿。”

　　1948年春季，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郭青又回到那里，担任边区教育厅的国民教育科副科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相继任陕西省文教厅秘书室副主任、文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4年调入北京，在教育出版社从事教育出版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在下放劳动期间，被安排退休回安徽老家。

　　直到1980年，他才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重新办理了离休手续。作为一个20世纪20年代就参加进步活动，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同志，他始终在教育战线的普通岗位上默默耕耘，对此他从无怨言。

　　而许多受过他教育的学生们，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诸多领域独当一面的栋梁。他们没有忘记郭青以及保小其他老师当年的呕心沥血，他们始终认定这些为人师表者的言传身教和延安精神的熏陶，是他们成长成熟、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在几十年间，学生们的工作、住房、地位在发生着变化，而他们的郭青校长却一直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住在景山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两间陈旧平房。有的人觉得以郭青的资历，应该委以更重要的责任，应该享受更优越的待遇。可郭青却说：“比起我在苦儿院，比起我们在延安的时候，现在多幸福啊！我的房子够住了，我还有钱到馆子里要菜，请客招待你们，可比在延安时阔多了。”

　　学生们都说：我们的郭校长之所以健康长寿，就是因为始终保有这么一种知足常乐的平和心境，对人生的一切坎坷利害荣辱，都能淡然处之。许多人追溯往事，是一种怀旧，甚至是一种对自己资历的炫耀；而郭青每每提及往事，则是作为一种不忘根本的明鉴，一种不停人生步履的鞭策。

　　而当我们促膝而坐，相对老人的慈眉善目，倾听他恬淡心语的自然流露，一句古圣贤语便飘然而至：“仁者寿。”

　　作者：东平王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