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贲思
(特约书评人)
“好文学”与“坏文学”
“好文学”是人类敏感、善良心灵的直接或者曲折的反映。“坏文学”是心灵冷漠的辩护者
据说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某次“女性主义”文学课程上，老师要求每一位女学生写一篇文章，记述自己遭遇过的最悲惨的一件事情。非洲的、亚洲的女学生写了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她们写的都是“悲剧”。一位中国女生写了她青年时代在“知青”农场干苦力，并被农场领导诱奸而造成的心灵创伤，老师感到非常吃惊，认为这是“女性主义”的好材料，并质问她为什么不到法院上诉。欧美的学生写了什么呢？老师发现，她们最悲惨的事情是考驾驶执照多次不成功，冰箱的噪音日夜骚扰她们，或者经常得不到性快感。局部地看，这的确挺悲惨的；放眼全球，她们那些小事儿实在是不足挂齿。为什么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就不是“女性主义”的材料呢？
文学究竟要表达什么？特别是个人经历中缺少“悲剧”因素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老问题。许多作家因写不出“悲剧”而感到苦恼和绝望，于是他们经常要去体验生活，去“挂职”，去找苦吃。他们希望通过这种虚拟的、带有自虐性质的行为方式，重新体验到人间悲剧，并找回自己心中快要消失的“悲悯”情感，最终当然是要达到增加其作品感染力的目的。但实际情况常常是事与愿违，这种造作的方式，经常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在文化成为一种“产业”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眼球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这是当代文学生产的一个基本技巧，也就是贩卖“苦难”和“悲剧”。
生活中有大悲剧，有小悲剧，有准悲剧，有发生在乡村生活中性命攸关的悲剧，也有发生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细小而又可悲的事故。我无意将“悲剧”分成等级的高下，分类学不是文学的任务。对于一个心灵敏感的人来说，“悲剧”无处不在，这是“悲观哲学”产生的基本前提。相反，如果大的悲剧(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频繁发生，只能将人类敏感的心灵磨砺得越来越粗糙，以至于他们以为，不出人命(饿死、打死、吓死)就算不了什么。这种大悲剧的产生，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恰恰是人的心灵敏感性的丧失(所谓丧尽天良)而导致的！
同情、怜悯、关怀这些人类心灵应该具备的要素的逐渐丧失，正是一种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灵疾病。它不是以死亡、杀戮、毁灭等宏大的、残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心灵细胞逐渐坏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直接表现方式就是冷漠。一切坏、恶，都由冷漠而产生。也就是说，最可怕的不是大的悲剧(那是结果)，而是导致悲剧产生的缺心眼儿的心灵坏死过程。针对人类的心灵冷漠症，宗教信仰要求的悲悯和博爱、悲观和虚无，不失为最好的心灵药物。而文学不过是信仰丧失之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文学因此勉为其难地充当了一种“抗生素”的角色。它试图阻止人类心灵细胞在“冷漠病毒”攻击下的坏死，试图帮助培植人们对生命中细节的敏感性。
就此而言，文学在题材上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好文学”和“坏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如何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好文学”是人类敏感、善良心灵的直接或者曲折的反映。“坏文学”是心灵冷漠的辩护者(利用社会、历史、民族、集团这些宏大主题作为辩护的借口)。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动辄就试图表现所谓重大题材的坏文学，其实是一些言不及义的粗制滥造之作、冷漠之作，是伪文学。而对表现日常生活细节的好文学，我们视而不见，认为它没有厚重感，没有历史感，是咀嚼身边小事、个人悲欢的小情调。那种扯虎皮做大旗的病态文学观念，几乎是积重难返。
对心灵疾病的解说
裘帕·拉希莉小说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但都写得非常具有震撼力，就像有评论所说的那样——“像穿透丝绸的针尖”。
在所谓的“英雄时代”结束之后，文学不可能再具有史诗那种辉煌的叙事气派。它只能通过对经验的重新阐释，发现日常生活细节中所隐含的危机，以及努力地对吞噬心灵的过程进行抵御。这是现代文学的基本共识。当代美国作家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比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以及他的大量短篇小说、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大教堂》等、安·波特的短篇小说《灰色马》，等等。我认为，这是一种美国当代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中的“海明威传统”——对细节的敏感、简洁凝练、富有诗意。2000年度“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青年女作家裘帕·拉希莉，也是这一“海明威传统”的优秀继承者。她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同名人》，我还没来得及阅读。我只是读了她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
裘帕·拉希莉小说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但都写得非常具有震撼力，就像有评论所说的那样:“像穿透丝绸的针尖”。裘帕·拉希莉的获奖作品是一个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集子的名字也是其中一个短篇小说的名字。评论者认为她的小说是“以悲悯的情怀，谛听生命的痛苦”，“将变幻难料的人生带进了文章”。评论者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在貌似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中发现心灵的危机。
短篇小说《疾病解说者》，看似写了一对夫妇的旅游经历，实际上是一个心灵疾病的故事。那位导游，既是司机，又是一位兼职翻译者，将一种患者经常使用的难懂的方言翻译给医生——肠胃痉挛、骨头肿疼、灼疼、刺疼等等。女主人公对他的职业非常感兴趣，并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希望他能为自己的疾病做翻译。实际上她患的不是骨头疼的病，而是对丈夫不忠的疾病。这是一种无法翻译的疾病，但它具有确切的症候，并在她的身体和心理中起作用。如果女主人公并不认为这是疾病，那么一切症候都会消失，也会被忽略。当她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并且无法向“医生”转述的时候，她就渴望别人的翻译。这是一种交流的渴望，也是对一种交流障碍的恐惧。整篇小说，正是对这种心灵疾病的解说。能否治疗，我们毫无把握，但解说和翻译是治疗的前提。文学正是这种心灵疾病的翻译、转述和解说。
《停电时分》展示了个人想象的恐怖之处。小说中出现了两个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实际上还有第三个人，他们的孩子——胎死腹中的婴儿(早产)。女主人公一直在想象那个死去的婴儿的样子，并为此感到悲痛。在停电时分，为了消除婴儿死亡带来的痛苦，他们不停地聊天，并决定每人向对方说出自己不曾透露过的秘密。丈夫认为什么秘密都可以说出来——考试作弊、私藏女人照片、酗酒，但他对天发誓，有一个秘密永远也不能说出来，那就是妻子昏迷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护士抱着死去的婴儿的样子(红皮肤、黑发、5磅、捏紧的小手指)。裘帕·拉希莉残酷地将这个秘密写出来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尚未出生的人具有悲悯之情的人，会去伤害一个活生生的人。裘帕·拉希莉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小事，并能够发现其深处隐含的人性危机和生命的脆弱。这是她的敏感之处和过人之处。她是一位优秀的“疾病解说者”。
写出“不祥的渊鱼”
裘帕·拉希莉，还有许多令人尊敬的作家，他们发现了、想到了并写出了这些“不祥的渊鱼”。这既是文学的美，也是文学的真和善。
中国有句古话:“察见渊鱼而不祥”，意思是说，你连深渊底下有几条鱼都看见了，那么我干点坏事还不全被你知道了？这太过分了，太可怕了，看我怎么整你！因此，“察见渊鱼”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你要倒霉了！所以，聪明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经常将这些会带来“不祥”的因素隐藏起来，为的是自己个人或者某个小集团的“吉祥”。它的文学经常显示出一种貌似优美、抒情的气派，其实就像是一个弥天大谎。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中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悲剧(中国古典“悲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最多只能算是“冤剧”或者“怨剧”，在此不做详细辩证)。裘帕·拉希莉，还有许多令人尊敬的作家，他们发现了、想到了、并写出了这些“不祥的渊鱼”。这既是文学的美，也是文学的真和善，因而是文学的“吉祥”。相比而言，那些整天嚷嚷着要写得“伟大”的作家，不小心就会变得非常渺小。因为他们关注的不是渺小的“个人”，而是“伟大”这种践踏、欺凌“渺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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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解说者》(美)裘帕·拉希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1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