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
让－保尔·萨特诞辰百年
一个人的大师
大师，是那些在思想、文化、艺术领域达到了巅峰成就，影响了无数世人，影响乃至改变了时代进程的人。他们受到同时代以及后世人们的顶礼膜拜，此种崇拜和景仰必定超越国界、语言、种族和宗教，他们成为了全人类的精神遗产。他们像一条河流，冲刷了一些人的生活，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近期，正值三位法语、英语和俄语文学的大师级人物的百年诞辰或纪念日，“一个人的大师”专题试图从个人角度发掘大师在中国的影响。
——编者
6月21日是让－保尔·萨特诞辰一百周年。萨特，这位20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对整个欧美思想文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是20世纪思想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享有“世纪伟人”、“世纪的良心”之誉。萨特，也是中国人熟悉的名字，他的思想在20世纪八十年代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
述评
中国人眼中的萨特
我们和萨特是那么的亲昵，那么的熟悉，以至于在谈萨特的时候，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小小不言的八卦话题。不必谈他的《隔离》、《恶心》、《恭顺的妓女》，不必谈他的存在与虚无，不必谈他的极左和亲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再谈论他和他的西蒙·波伏瓦。我们甚至直接聊萨特与他的情妇们在密司托拉风旅馆的一切，打赌萨特在塞纳河左岸时是去花神咖啡厅更多还是去双叟咖啡厅更多，探讨波伏瓦是双性恋的事儿对萨特的打击到底有多大……
这世界上有多少哲学家值得我们像明星一样津津乐道地八卦？萨特，他的影响力已超越了哲学界、文学界、政界，而成为一尊有意味的神。
让－保尔·萨特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以他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曾经在许多国家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企图以存在主义去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人们称之为“不断地以人的名义和人的自由的名义向现代世界提出抗议，想恢复人的价值”的思想家。1980年萨特逝世以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热”。
二次大战爆发以后，萨特于1938年应征入伍，1940年被俘，在德国的战俘营里研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1943年发表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被称作“反对附敌的哲学宣言”。1945年10月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更具体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现实社会意义。战后他思想左转，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不参加共产党，只做共产党的同路人。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与法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但仍坚持左派立场，反越战，反苏联侵略阿富汗。从1945到1975年这“光荣的三十年”里，左翼知识分子在知识界占据主导的气氛，使作为左翼知识分子领袖和象征的他，名声和影响可以说一度如日中天。1964年，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此举遭来一片谩骂，可是，他却更有名了。
萨特的文学天分极高，又勤奋多产。34岁写就的《恶心》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总结并体现了萨特的生活和思想，短小精干但思想上极有挑战意味，字里行间还留着“愤青”的遗韵。《墙》是短篇小说，是他以最精粹的方式表述存在主义思想的作品；《隔离审讯》、《死无葬身之地》和《恭顺的妓女》等则是戏剧。他对一个被宰制的外部世界的荒谬和“恶心”感、他的自由哲学、他对主体的弘扬，他的强调个人选择，以及“他人是地狱”的呼喊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呼吁，对当时刚从文化禁锢和压制的气氛中走出来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来说，魅力非凡，全都踏在心坎上，无怪乎，他迅速成为偶像级人物。
在中国，早在1943年11月，《明日文艺》就刊载萨尔脱(萨特)短篇小说《房间》译文。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娃作为“进步作家”应邀来华访问。“文革”期间，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中国受到批判。萨特与喇叭裤、蛤蟆镜一道并列为“精神污染”。直到1981年，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出版，这才是中国第一本比较全面负责地介绍萨特的书。
萨特的学说曾对整个欧美思想文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是20世纪思想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中国，他的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不过，今天看来，萨特太热衷于卷入各种路线的文化争端与政治斗争了，他凭借着自己的声望与才华，在具体的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过于执著，既无高瞻远瞩，又不能超然物外，执迷于党派和恩怨。施施然就把他捧为“世纪的良心”未免盲目崇拜。然而，萨特的热忱始终令人尊敬。他深深看破了人生的真相: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但又并不耽迷于此，他的解决方案是，“存在先于本质”。必须做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不断地选择——是做英雄还是做懦夫；不断地行动——为你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人就是这样被自己造就的。凭此，萨特注定要因此进入“不朽者”之列。
萨特一生的另一个战场，便是女人。萨特与他的同学、著名女哲学家西蒙·波伏娃是终生情侣，但没有结婚。他的爱情故事，在感性世界里为世人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
本报记者 侯虹斌
戏剧导演查明哲
他已经存在了，必定还会继续存在
国家一级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查明哲在今年5月、6月重演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在国家话剧院“纪念反法西斯60周年戏剧月”中，作为查明哲“战争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一部戏，《死无葬身之地》进行了重排。“我们都认为，不能随时间的流逝而忘记历史的耻辱。”查明哲以此表明他对这出戏的立场。
此次，《死无葬身之地》在国家话剧院剧场重演了11场，很受欢迎。事实上，《死无葬身之地》是查明哲从俄罗斯获得导演学博士后回国执导的第一部戏。单单在1997、1998年两年间，这出戏就一共演了75场。他后来分析，剧作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剧作的思想含量高，情节引人入胜，对人性剖析深刻。不同层面的观众都在这出戏中得到不同层次的观感。这本身是一出有戏剧冲突和张力的戏，一般的观众爱看；从哲理层面来说，萨特戏剧本身的力量又赋予了它理性的力量，喜欢思考的观众也能从中受益。该剧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抵抗运动的几个游击队员不幸被俘、受尽严刑拷打后，于有望骗过敌人获得释放之时壮烈牺牲的故事。戏的重心在于游击队员在狱中地狱般的生存环境中的人性检测与灵魂拷问。
当年排这出戏，查明哲也是出于偶然。那时，他刚从俄罗斯留学回来，本来想排加缪的戏，但后来觉得时机不到，就想到了同是存在主义的萨特。发现萨特的戏不但好，而且具有剧场的观赏性。时过境迁，8年过去了，今年在恢复重排这个戏的时候，查明哲也曾疑虑过，怕观众不接受一出旧戏。但演出的实际效果非常好，有不少8年前的观众打电话来要求订票重看。这充分证明了萨特的戏剧魅力经久不衰。
上世纪80年代初，查明哲还在大学里，就接触到萨特的东西了，柳鸣九的《萨特研究》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他。其实，当时大家对西方的很多哲学思潮都如饥似渴地追逐与学习，萨特又是重点推介的对象，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在看萨特。有人甚至说，萨特是中国“80年代新一辈”的精神情人。除了对推动萨特在中国不遗余力的柳鸣九以外，已故翻译家周煦良翻译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萨特图解自己哲学思想的小册子，成了那个年代最通行的一个萨特读本，也是各种讨论会、演讲会上经常议及的话题。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杜小真写作和翻译了《萨特引论——一个绝望者的希望》、《存在与虚无》、《自我的超越性》等十余部，还主编有《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等，是萨特翻译的权威。西北大学的杨昌龙教授是公认的萨特专家。而像何怀宏、罗新璋、郭宏安等知名学者，也无不与萨特研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都从萨特走来。
当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在中国的思想研究领域里日益退后的时候，萨特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启蒙作用则表现出更为持久的影响。徐星、刘索拉、潘军、残雪、谌容、朦胧诗人……都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药水里不同程度地浸泡过，拎出来的是一份湿淋淋的作家名单，都可以在他们的纸背，读出萨特的鬼魂。萨特已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查明哲说萨特对他的生活显然是有影响的。事实上，1997年排演《死无葬身之地》这部剧时，国内的先锋话剧、通俗喜剧非常流行，有人提醒他注意市场的整体环境。查明哲坚定地选定了这部戏。“我作为导演，又是排第一部戏，一开始就挑了这样一部理性色彩很强的戏，心里还是忐忑的，很担心能否打开局面。不过戏排出来以后，就坚定了我的信心，感觉到这出戏的力量。”对他而言，这第一出戏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剧目选择、导演风格:风格强悍、硬朗，内涵凝重、厚实，情感丰满、诗意；敢于直面人生尖锐的冲突。“大家对我的戏的评价是‘扎实’。”
“萨特热”的亲历者查明哲感慨大家对萨特的误读太多。《隔离》中有一句话“他人就是地狱”经常被援引，其实我们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萨特的原意是指在别人的眼光下失去自我的时候，他人就是地狱，而不是仅仅肤浅地指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沟通、交流的。此外，萨特认为自由选择是第一位的，只有自由才是有价值的，是基于一种整体性自由:只有别人自由了，自己才能获得自由，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但普通人对他的了解中，就拿他当作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当枪使唤。事实上，当时不管是对萨特的批评还是对萨特的拥戴，很多都是片面的、误解的。“我们想通过排这样一出戏，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萨特，了解萨特的观念。”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也影响深远。“比如《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核心是‘人需要在不断行动当中才能获得本质’。这放在现实中，也是真理，支撑了我们的价值选择。”查明哲说。
而更多的青年，在二十年前就怀着一股上路的热忱，对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的理论奉为圭臬。他们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可是，人仍然要选择自己的道路，为自己负责。这一群人，如今已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受得了打击，扛得住伤。
“现在重新去看，我们当初对萨特这出戏的把握还是准确的。”查明哲回头看多年前排的萨特，这么评价自己的戏。现在，萨特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大家对他的感情也没有那么深了。中国与萨特的这种暧昧关系，是始乱之终弃之，还是恋爱一宿激情不再？但萨特是不需要招魂的，他已经存在了，他必定还会继续存在。
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
我为萨特在文化上进入中国代办“签证”
南方都市报:您1981年翻译了《萨特研究》，引起了中国的萨特热，请问您为什么会想到翻译它？
柳鸣九:准确地说，我对萨特的贡献，主要不是翻译，而是首先比较全面地向国人推荐了萨特，包括介绍、评论与翻译。事情得从早一点说起，1978年我在全国第一届外国文学工作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关于重新评价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几个问题》。此报告不久就整理为五万字的长文，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这个报告和这篇文章集中批评苏联日丹诺夫把西方二十世纪文化一棍子打死的论断，意在破除坚冰，以促进对现当代西方文学的评价与研究，因为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总管，他的论断在中国一直被奉为经典。我那篇长文当时在全国学术界与文化界影响颇大，文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正面论述了萨特。但是，第二年在一个全国性的大会上就出现了大批判:“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克思主义”。我没有作任何答辩，只是着手编选译介一系列资料，要让实际的作品和材料来说话，以便读书界、文化界了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客观情况，《萨特研究》即为第一本。
1980年5月份萨特逝世，6月份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给萨特历史地位”一文，对萨特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是针对以往过左论调的第一篇“翻案文章”。1981年《萨特研究》出版，我的长篇序言的第一部分就是发在《读书》上的那篇文章，此书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影响很大。但不久之后，就在“清污”中受到了批判，并不能再版。直到1985年才获准再版，总算雨过天晴。
南方都市报:您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萨特的？当时，萨特在中国学界处于什么地位？在法国又是什么地位？因为您的译介，萨特在中国的地位有何变化？
柳鸣九:我没有见过萨特，我1981年去巴黎时萨特已经去逝，我只见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但是我是学外文的，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研究外国文化的学术单位工作，也可以说一直是待在“桥”上，在“桥”上碰见萨特自然是经常的，甚至可以说是日常的了。在我提出萨特问题之前，他在我国一直被划在“反动腐朽”的西方文化的范围里，被公开斥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这当然跟萨特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因为对萨特根本就不了解。既然不了解作家的客观情况，那就很容易盲从日丹诺夫，一骂了事。我对这种情况早就有看法，只不过是趁着改革开放、“实践检验真理”大讨论的春风“揭竿而起”。
南方都市报: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过萨特热，当时情形如何？除了专家学者以外，普通的大学生，普通人又对萨特理解有多少？
柳鸣九:当时的确有“萨特”热，要不然也不会把萨特与喇叭裤、蛤蟆镜并列为“精神污染”要予以清除，但当时别说一般读者，即使是文化学术界人士，对萨特的全面情况，亦知之不详。不过，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哲理“自我选择”，大家都领会了、接受了，因为当时是改革开放的春天，正需要有助于释放主体意识、能动意识的哲理，事实上，很多中国人正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进行“自我选择”，这是当时“萨特热”的真正社会根由。
南方都市报:您当年喜欢萨特吗？还做了关于萨特什么的研究工作？
柳鸣九:当年以至现今，我在心底里不大喜欢萨特的性格、为人行事的某些方式以及作品中某种神经质成分，但我很钦佩他的丰厚的文学劳绩、他高超的思辨能力、他超常的勇气与他严酷的自我剖析精神。我强烈地为他八十年代以前在中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那时候我有很强的挺身而出、为他说话的冲动，我只不过最先比较清晰、比较准确地诠释了萨特，特别是他的“自我选择”哲理，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代办了“签证”。我并没有以“萨特学”为专业，没有在“这一颗树上吊死”的痴情，我的研究领域不止于他。
南方都市报:在萨特之后，您又译介了哪些存在主义著作？加缪等人也对您产生了影响吗？
柳鸣九:法国二十世纪哲理文学中，有三道耀眼的精神灵光，马尔罗、萨特与加缪，我对他们都很欣赏、很推崇，我都译介过，出版过《马尔罗研究》一书与四卷本《加缪全集》等。我很欣赏他们在人生超越荒诞的哲理与精神，受影响当然在所难免。
南方都市报:中国对萨特是否存在误读？如果有，那是什么？大众眼里的萨特和学者们眼中的萨特，是同一个萨特吗？
柳鸣九:对一个厚重而复杂的作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或取舍是很自然的，不足为奇。如:有的特别欣赏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一语，当然，也没有必要将它奉为经典的至理，因为萨特是在描写卑劣的人际关系。又如:因为萨特的男女关系就从道德上把萨特斥为坏分子，也没必要，萨特有他人性上的弱点或“软肋”，但不见得比很多人更坏。再如:把萨特加以纯洁化或完美化也没必要，不要人家一提萨特性格的特点或弱点就忍受不了，说别人是在“误导”。
南方都市报:今天大家认识到的萨特，还是当年的那个萨特吗？您发现萨特在中国这二十年来有变化吗？
柳鸣九:那头大象呆在那里，它就是它，大家都可以去摸。不同时代的人看它说它，会有不同的词语和角度。在八十年代说萨特在政治上如何好、如何左是因为要摆出萨特进入中国的充分理由。但事过二十多年，历史与时代都发生了变化，萨特有些言行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评价萨特的视点，当然也应有所变化。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侯虹斌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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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查明哲导演，国家话剧院排演的萨特名作《死无葬身之地》在最近两个月重演了11场，很受欢迎。
柳鸣九: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历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法国文学研究专家，被誉为“萨特研究第一人”，有多部著作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