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包亚明
包亚明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
在一个对法西斯罪行进行了数十年反省和追问的国家，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勇气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谅解的国家，仍屡屡出现这样令人遗憾的调查结果，使我们不得不感叹
记忆中那份难以承受之重，是如何难以传递与延续。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各种记忆之门都被纷纷打开，其中最惨痛的莫过于那场史无前例的种族大屠杀。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纳粹的屠杀。为了保证这种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永远不再发生，德国战后几十年来不停地对纳粹罪行进行深刻反省和真诚忏悔。前德国总理勃兰特曾经在波兰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人悔罪，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盟军解放60周年活动的讲话中也强调：对于纳粹的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德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规定，不准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严格禁止使用纳粹标志的行为，即使是否认德国在战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与行为也将受到严惩。
今年5月10日在柏林市中心正式揭幕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目的也是为了与容易淡漠与忘却的记忆进行不间断的抗争，通过昭示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恐怖的罪行，来敦促德国人民永远牢记这一切。正像德国议会表明的那样，纪念碑的建成并不意味着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省与清算已经结束，纪念碑只是一个开放的艺术作品，它将以自身的感染力来打动德国民众、特别是德国的青年一代。
不过，就在纪念碑揭幕前夕的4月22日，德国电视二台和《世界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却显示，近半数的德国青年不了解二战期间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大屠杀历史。同样，《爷爷不是纳粹》一书的作者、心理学教授哈拉德·韦尔特在3年以前所作的一次调查结果也显示，每4名德国年轻人中就有1人表示，他的祖辈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受纳粹迫害的人，只有1％的人表示他们的祖辈曾直接参与过纳粹罪行。
在一个对法西斯罪行进行了数十年反省和追问的国家，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勇气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谅解的国家，仍屡屡出现这样令人遗憾的调查结果，使我们不得不感叹记忆中那份难以承受之重，是如何难以传递与延续。
难以承受的记忆之重，在受害者的个体心灵中同样投下了阴影。1978年弗兰克·鲁瓦斯被指控为纳粹战犯而受到美国法庭的审判，好几个证人都认定他是一名盖世太保，说他于1934年到1943年间在波兰城市捷斯托瓦和基尔斯对平民实行恐怖统治，其中一个证人说他亲眼看见鲁瓦斯枪杀了两个儿童和他们的母亲，这位证人还轻易地在一系列照片中认出了鲁瓦斯。基于这些证人的辨认，鲁瓦斯被宣判为纳粹战犯，并被剥夺了美国公民权。然而，当鲁瓦斯就此上诉时，法庭却没有在对德战争记录和波兰战犯管理委员会中找到任何有关鲁瓦斯的记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鲁瓦斯能够提供档案资料和证人，证实战时他并不在波兰，而是被遣往巴伐利亚的农场做苦力。最后，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鲁瓦斯在晚年的长相有可能酷似某一位真实的、在战时尚年轻的战犯。但是，法庭却保留了鲁瓦斯被指控的可能性，尽管至今他未再被起诉过。鲁瓦斯一案告诉人们，记忆有时也会在我们最需要信赖它的时候愚弄我们。但是，这绝不应该成为修正、歪曲甚至否认记忆的借口。
在纳粹大肆屠杀犹太人、日本鬼子残酷蹂躏亚洲人民的梦魇过去60年后，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试图重新塑造国际社会对那次大灾难的记忆，其手段就是反驳幸存者的回忆，并质疑大量的事实证据是否属实。的确，个体性的记忆会有失真的时候，也有脆弱的一面，但是，集体性的记忆却为我们提供了纠错的可能和机制。同样遭受过纳粹迫害的心理学家布雷兹尼茨说过的一段话，为众多愿意承受记忆之重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支持：“记忆是无拘无束的，地点是它们的仆人，而时间则是它们驰骋的疆场。在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比记忆更诚实的朋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