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书情
刘炜茗(本报记者)
在珠海住习惯的人，一定会觉得广州的生活节奏实在快得难以接受，但到了香港，广州人又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太悠闲了，香港人要找平衡就得去日本。由于三地之间的经济发展
存在递进式的差异，所以我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发展和人们行走速率之间是呈正比的关系，行走越快，说明社会压力越大，所以日本男人需要夜夜笙歌乃至夜不归宿以放松神经。如果要欧洲人来对此做一评判，他们大概会觉得这样的理由太过牵强，真要轻松的话，就该去咖啡馆喝咖啡了。
《咖啡馆里的欧洲文化》，是德国人克劳士·提勒多曼写的一本书。咖啡和茶，可以当做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象征。茶自有茶道，咖啡如何就没有文化了？只不过没有像东方人一样，非要“名正言顺”地生造出一个专有名词来。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在遍布全欧洲的数以千计的咖啡馆里，众多文化名家在此间留下了他们的牢骚、兴奋、失意、潦倒、激情、哀伤、悠闲、暧昧……种种人间情愫至今在此飘荡，至今仍有迹可寻。《咖啡馆里的欧洲文化》把分布于欧洲各地的咖啡馆一一道来，讲述它们的历史、它们的传统、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曾经光顾过这些咖啡馆的诸多名人——现在不仅是无形而绝佳的广告，也因此让后来者浮想联翩，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吧。无独有偶，标榜为“游历欧洲历史的经典咖啡馆指南”的《小二，再来一杯咖啡》，立足点同样在文化。“小二”和“咖啡”的组合很值得玩味，颇有点挑逗贵族女子令其满脸羞红的轻浮之意。
咖啡与茶，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其实是在缓慢的节奏中对生活的细细品味，才可以在庸常生活当中脱身而出，升华为不可言说的艺术。如果不惧怕被称为不思进取的人，《闲暇:文化的基础》可能是本期盼已久的书，至少可以用来安抚自己的不安与困惑。
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们活着是为了无休止地工作？皮珀不厌其详地从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托马斯等人身上举证说明:闲暇曾经是古代人最为珍贵的哲学概念，更是高贵文化的根源和基础，可惜今天这种观念却被工作至上的观念消蚀殆尽了。依皮珀的看法，闲暇是一种寻常的人生哲学，是一种生活的观念。工作只是手段，闲暇才是目的，有了闲暇，我们才能完成更高层次的人生理想。
闲暇中才能出文化，这一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认识从来不会比任何一国差。李白大师动不动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处游山玩水去了；李渔呢，华服、美食、娈童什么没好过？知识分子们平时吃饱了没事做，举止稀奇古怪，闲谈胡言乱语，随便收集一下出本《世说新语》。绕了一圈，其实要说的就是这一本《非常道》。因为体例的关系，这本书被认为是新版的《世说新语》，但这一本1840年至1999年的中国话语录，记录的却并非只是知识分子们的闲情逸致，往往是读的时候轻松，盖上书你就会觉出沉重来。我以为，如果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读这类篇幅极短小的语录体，而且能从片言只语中有所领悟，那么，就意味着社会文化开始真正走向繁荣，距离一个人人可以悠闲地喝咖啡的年代就不远了。
图:
《闲暇:文化的基础》(德)约瑟夫·皮珀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1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