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我的河南籍、已经没了牙的奶奶对我讲起她见过的鬼子，某一天，她领着我4岁的爸爸走出郑州的城门，有几个呈偶数排列的日本兵荷枪守在城门口（祖母那时已经学过了初级代数），这些日本兵脑后的布条在夏日穿堂风的吹拂之下像晾晒的尿布一样飘扬。奶奶的头皮向两侧的耳后绷紧，冷汗打湿了她的沔阳布斜襟小褂，这是一个中国草民在出门时忘记把良
民证揣在怀里的正常反应。
现在已行将就木的奶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个日本兵会把几颗水果糖放在我的四岁爸爸的小手里，更想不到她们母子没有良民证也能走出郑州城门。她满嘴漏风地告诉我，日本人没拿刺刀把我和你爸爸挑了，真是万幸。
前年冬天，当奶奶又对她的孙子们讲起这段历史时，我把一部同样令我暂时失去叙述能力的，名为《鬼子来了》的影碟放到碟仓中。我对这个没牙却仍然保持远期记忆的老人说：奶奶，您看看，这里面的鬼子是不是你见过的样子。
屏幕上，那个最终把一个叫做挂甲台的村子灭口的鬼子从军服口袋中掏出几颗糖放在一个中国儿童的手里，这时奶奶说，你爸爸也吃过日本人给的糖。我鬼头鬼脑地看了一眼已现老态的父亲，他的眼神与我撞在一起后，父亲有些羞涩地说：我早忘了，你奶奶这么说，没准还真有这么回事儿。我把那句差点跳出嘴唇的话咽了回去，我本想问日本人给的糖是什么滋味或者什么品牌，我险些用自己的话暴露出整个民族善于遗忘的优点———在苦难与痛苦之前，我们的感觉远不如对甜蜜更新奇、更敏感、回味得更为悠长。
肩负着为马大三与他的乡亲们搬运粮食任务的唐山籍驴子，在日军据点内邂逅了一匹日本大洋马。青春气息洋溢的驴子在中日两个民族的睽睽众目之下，轻易地跨越了种族与地位之间的沟壑……这时我老迈的奶奶已打起了瞌睡，我和我的父兄畅快地笑了起来，我们在貌似和平时期欣赏着一部似乎无关痛痒的电影，像每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的爱国者那样笑着，极其过瘾。
我们谁都没有叫醒祖母，她靠老年人的精力不济与嗜睡逃避了那个年代的影像闪回。电视上，挂甲台惟一的知识分子，录下才华横溢的供词与拟出措辞严谨之中日和约的五舅姥爷被刺刀穿透，那个赊给马大三八斤白面的八婶也结束了她麻木却富有激情的表演，这台中日歌曲小品联欢晚会中的局外人，那个疯老头在刺刀穿过肺脏之前差不多就践行了他的口头禅：我一手一个掐把死俩———姜文的残忍此时完全暴露，剧中最清醒的人，竟然是一个瘫痪多年神志不清的疯子。
然而姜文很快就付出了代价，我那时已经说不清是这个叫姜文的导演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唐山农民马大三的头颅被砍下，不过我确信，任何一个演员在出演这个被杀戮的镜头之后，都已经死过一次。
阿拉丁（北京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