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孔子，早已有被架下圣坛之势；然而，直到今天，看来可怜的夫子仍被有些人扯着衣襟留在圣坛，不让脱身。缘何这样说？郑家栋，一个儒学研究者，犯了道德错误，却被舆论提升到攻伐儒学道德观及儒学价值的高度，其中自然就是这样的逻辑：既然你是研究儒学者，当然不可以有道德之错；所有人都可以犯道德之错，惟独儒教研究者不能！———因为你守着的是一座圣坛！
这就是这件事背后藏着的奇怪逻辑，虽然隐奥却不难让人发现：一百年前国粹派早已放逐的、被斥为“君学”的儒学，在今天有些人心里实际上仍没有被拆掉，于是才会生成这样的控告。
呜呼，一个让人惊讶的真相：恰好是在这一事件中指责儒学之人，仍旧将孔子架在圣坛上。
当然，联系徐来先生的上下文，其意在指责那些呐喊着“振兴民族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其究里是不对儒学怀有好感的。但是，显然，其用以指控的逻辑却是混乱的。
想起半个多月前北方交大马列学院院长欧阳林之被控诱奸女学生一事；对于此事，大家自然愤恨；然而对于欧阳教授所研究的领域与其行为的关系，大家却都平心静气得很。难道欧阳教授的学科不更紧密地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执行的道德观有关？什么原因导致了舆论对于欧阳林身份的忽略？我想这正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其在无形中摆正了一个人与一个学科的关系；无形中厘清了一个人的行为与一种社会道德观念的关系。
同理，我们眼前一个个“前捕后继”的贪官污吏，作为党的干部，事发东窗后并没有人出来指示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供职的党政部门以及其道德观念的关系。什么原因？人当然不是主义的动物；人不是主义的博物馆。如果我们有人因为胡长清之流来质疑我们的主义，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舆论。
然而，用郑家栋的行为来质疑和奚落儒家的道德观，却仿佛名正言顺。因为儒家倡言“‘德’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的最重要标准。”
以此便可以攻儒家之软肋。但事实上，即便如此，几百年前的大儒程颐还说过：“真知与常知异。”意思是：真知指生命实践中所形成的真切体会，与经过见闻或学习所形成的常知即间接认识、间接经验有本质的区别；真知绝假纯真，常知可真可假；真知必能行，知而不行只是常知。郑家栋知而不行，是为常知。缘由在于他不具备真知。其陋行在他所研究的那个领域的先知之论里可以得到解读。更何况孔子还语重心长地对普天之下的人们说过：“吾未见好学如好色者也。”这话说得———就像在嗔怒当今的郑家栋。
近来，与国学之兴的一切蛛丝马迹，都仿佛能引来一片攻讦。郑家栋之为，更是为诛“兴国学”者带来一件笑逐颜开的大好材料。然而，国学为何？国学仅仅乃儒学焉？我倒是以为隐藏在“兴国学”之后的深层语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所没有忘却的国魂、民族魂；说到底，就是对中国独立的民族精神的追索。这一切，的确与郑家栋无关！
郑茜（北京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