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宋史研究专家王曾瑜撰文批评戴逸、龚书铎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为“学术垃圾”，是学术腐败的产物，在学界引起了反响。本版特邀请学者余世存著文对此发表观点。
三四年前，我曾经有机会组织人来编写中国史。当时我的要求很低，并不是要写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而是要以个人的眼光写史，我心中的超越对象是房龙那样的史笔。我觉得市
面上的历史书虽然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社会化的程度太低，都是“利维坦”一样的怪物，唤起不了中国人的历史情怀。不过，很快我认识到，在中国，要找有这样才学的人太难。种种事实让人对我们的知识界失望。我觉得，我们现有的学术机制完全窒息了知识生产的活力。
以历史学为例，那么多学者参与的历史叙事无能给我们的社会提供观念产品，他们的努力多只有成为新闻报道的一个材料，过时即灭。至于他们提供的产品，则起不到什么知识传承的效果，更难以进入思想文化史，反而像“没病三分毒”的知识碎片，分化了读者，割伤了读者。
学术腐败在行内行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学术制度腐败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此之外，学者们对学术共同体建设、对良性的学术秩序、对独立存在的价值评判系统也少有参与维护的意愿。他们要么是如传统一样一盘散沙，不建设秩序，少合作精神。就是说，把他们结构在一起的只是官学体制；要么是如传统一样党同伐异，小圈子意识浓厚。就是说，把他们结构在一起的只是利益。学术结构进而社会结构如此僵硬而脆弱，指望他们有丰富的个性，指望他们能表达出人的自由，实在是困难的。
因此，今天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我们得付出代价来消化这种学术腐败带来的精神溃败。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是我们的信仰情怀。我们今天正在承受这种信仰和历史感丧失的代价。
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们都记得，进入图书馆寻书，看到的多是五十年代突击编写的教科书、文革中的批判材料，那种学术垃圾让人翻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知识的含量低至为零。今天人们逛书店，书的种类不可胜数，可是真正的好书同样是太少了。
学术腐败由学术制度、体制引起，又不仅仅涉及学术体制，它还涉及学者的自尊。当体制给了学者们足够的腐败空间时，惟一能够使学者的言行“庶几无愧”的就在于他的自尊了。人心道心惟危。如果学者们丧失了学术自尊，那么学术腐败即使被揭露，也得不到什么有效的校正，它可能是如大众眼里的反腐败一样，成了某种利益之争的工具；它也可能是如文革中的“揭老底战斗队”一样，成了某种例如发泄私恨的工具。
遗憾的是，这种有学术自尊的学者太少了。学者的活动，有点儿像大宋变法后官员们说的话：“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以海燕版《中国通史》事件为例。学者本身的知识混乱不用说了，那么多学者没有阻止不合格产品的问世不用说了。王曾瑜先生站出来揭露后，历史界同行们说的话倒更让人心寒，什么“我不想评论这事”、“我认为学术批评是好事”、“我认为做学问该怎样”、“我认为批评方式要怎样”———这个时候他们倒都立足于一己之得了。从这些话里，看不出来历史学者有什么自尊、关怀和共识，有的是官腔、外交辞令，有的是犬儒、乡愿，有的是“正确表达”的废话。
呵呵，我认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余世存（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