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这两日我精神不振，心情压抑，浑身无力。直至今天中午，我外甥女婿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启老今日凌晨病逝的消息，我才猛然惊悚，随即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虽然启老不久于人世是意料之中的事。5月下旬我探望启老时业已昏迷不醒，但于我却有失怙一般的凄怆：我没有恩师了。对我事业、生活影响最大的恩师永远离我而去了。
夜深了，我枯坐灯下，翻检着先生的手迹，任凭眼泪无声流淌，与先生相交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秋天，在北京郊区果园，我有幸与启功恩师相识，在我们合住的大破屋草垫子上，启功先生给我讲了书法第一课。尔后，每日下午劳动收工回来都听先生讲论并做示范。其间，因为我主动将自己睡的床铺让给了睡地铺的启功先生，先生感激不尽。细想起来，我对先生关照只有这一次，而先生却回报、扶助我一生。
1969年冬末的一天，那是我们北师大学生下厂的休假日，因我没有如约到先生家学书法，先生担心我生了病或者什么特殊变故，竟冒了严寒、赶了远路，亲自到我家看望一个贫寒的学子。并且送给我几本字帖，勉励我不要中断学习。当时的我，只有惊愕和感动。
1971年冬，我将冒风险揭下来的启功给红卫兵抄的大字报残片给启功先生看，先生感慨良久，叮嘱我以后再不能干傻事了，并决定给我写一本《千字文》以为学习之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先生抽空就写，至1972年早春的一天，我去先生家，先生笑吟吟地捧出一沓字纸说：“全都写完了，你看行不行？”我双手接过厚礼，连“谢”字都不会说了。这弥足珍贵的一千个行书大字，对我日后书风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2年初夏，我离校走上工作岗位，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发配至河北省沧州地区工作。临行前，先生赠我一副集联：“梅花欢喜漫天雪，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四人帮”的政治淫威下，先生以此勉励我不要沉沦，要有远大目标，要相信未来。
在那否定文明、泯灭人性，用强权政治取代一切的疯狂年代，在我父亲遭批斗，母亲含恨而亡的痛苦岁月里，我能得天独厚地享有先生的关怀和指教，宛如在我被撕裂的、干涸的心田里流淌着一股甘洌的清泉，使我领略到一种不敢为人所知的极大的幸福与慰藉。
1992年，我写成第一本书法专著《汉字的艺术结构》，先生见到书稿，异常兴奋，就像看到自己精心培育的花木终于要结果一样，不仅亲自审阅书稿，还主动题写了书名，并用小楷字写了一篇序言。为师者之栽培、奖掖与扶助，我体会是最深的了。
1999年，我出版了个人第一本书法作品集，自然照例请先生题写书名，但此时先生已患眼疾，视物不清，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先生写了信。仅一周时间，先生就寄来写成的书名《陈启智书法作品集》。先生自觉此书写得不如以前好，又附信说明：“弟眼疾愈坏，稍小的字即难写成，请谅之。”这字字句句，都是用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凝聚而成，闪烁出最质朴又最璀璨的人格的光芒。
此后，先生因眼疾愈重，逐渐放下了相伴终生的毛笔。但每次探望先生，先生都没有一点悲观情绪，依旧谈笑风生，机趣盎然，仍然关心我的近况，询问我又有了什么成果……
多年来，每逢先生大寿，我都送去贺寿诗。1992年先生九十大寿，我写的贺寿诗是：九旬才入老年关，寿越期颐若等闲。旷度远心无逾矩，灵椿高古绽新顔。今年，因先生身体不好，我提前写了贺寿诗“半世艰辛半世忙，艺林学海自徜徉。高年未必炼闲补，更在性达心静长”。每次送贺寿诗，先生都非常高兴，又读诗又评字，其乐融融。诚挚的祝愿终究未能阻止死神的脚步，先生对我比天高、比海深的恩德，我再也报答不了，但先生这种崇高的师德却是永存的，它深藏在我心中，也将感染无数努力上进的人。
启功老德隆望重，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誉满海内外。他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协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但启老却公开宣称：“我的主业是教师。”在他眼里，除了教师，戴在他头顶上的任何“光环”都是“余事”。他从教七十年，培养了不可胜数的学生，我只是其中一个。启老用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