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与儒教无关？”之五
郑家栋事件在现代社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冰山之角”寓意，它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一种常存而常隐的现象，即伪善现象，只不过“郑家栋失足与儒学无关？”的讨论是把它和一个对善恶之辨极为敏感的词汇———儒学联系起来罢了。
在这场讨论中，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议论，郑家栋只是一个学者，即一个做学问的人，至于他是如何做人，与他做的是何种学问无关。
也许有人会说，郑是研究儒学的，而儒学又多是心性之学、为道之学、受用之学，这不可思议。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古代有太多道德家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道德实践能力如何却谁也未知的例子。这种伪善现象反映了伦理学中常见的一种道德人格的二元分裂困境。
应当看到，儒学中确实承载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也寄托着我们一些人的理想判断，但儒学其实只是一种学问，在现代社会，我们没有必要让它承载太多它所不能承载的东西如价值理想等。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中出现的一种特定历史之学，它只不过在一个或几个历史时期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并作为统治之学而已。新儒学的努力至今虽已有近百年之久，但其影响仍多限于海外，因此，一种学问的影响力有多深、有多大并不完全决定于一个或几个人（包括研究机构）的意志。尽管我们今天仍要发掘其中为今所用的合理成分，但也我们没有必要给那些只要与此有关的人或事都标上一个价值的印签。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儒学和道德之间似乎有一个等号，但道德认知能力并不等于道德实践能力，更不等于道德实践结果。如果我们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果行事，现在的大学教授无疑将是一个具有崇高道德的职业群体。可是，人们经常看到，有的人说的和做的有两套不同标准，在道德生活实践中表现出与认知水平之间的较大落差。因此，可以说，郑家栋事件具有标本意义，它实际反映了我们过去思维上的误区，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一个群体以一个价值意义和道德意义。比如性交易现在并不使人们感到惊讶，但如果把它用在教授和女大学生之间，就似乎格外引人注目。这或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伦理学研究表明，道德生活包括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两方面，两者有所不同。正因为有这种区别的存在，道德活动就经常表现为道德意识活动过程和实践活动过程的分离。如果在道德生活中不注意两者的统一，很容易产生道德承诺与道德实践的分离，这一点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台上说的是一套，台下做的又是一套”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教授也是人”，这其实并不是教授们的自我辩护，或许更接近事实本身。教授不仅是职业人，更本质的也是经济人、是自然人，克服各种欲望本能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的。于是教授们需要克服道德生活中经常面对的道德选择困境：作为高知识群体，他们要超越本能，自觉拒绝诱惑，加强道德自律，实现几乎完美的社会道德要求；但作为人，他们对不断出现的诱惑又很难坦然面对，一旦拒绝，并不能让一些人获得道德满足感，相反有的还会产生失落的心态。这种困境更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他们做出一种道德二元选择：以道德人格面对公众环境，以本能人格面对相对私人化的环境。如果把这种道德二元选择表现出来的伪善放大到社会公众的层面，这或许是一个时代病，也许正是我们的德治难点所在。因此，如何以制度来遏人性之“恶”及本能之丑才是我们讨论郑家栋这一事件的目的所在。
王君琦（北京日报理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