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词随着胡适、陈寅恪、钱穆、钱钟书等人的回归，随着张岱年、季羡林诸先生媒体频现而日隆，可以说它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一个中兴。国学的来龙去脉不是三两句话就能下断语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学是在西学的冲击中产生的，诚如道教是在对抗佛教中成长的。我们如果对西学不甚了了，那么对国学的把握，也就只能停留在宣传和口号的层次上。聊可安慰的是：我们多少知道几位国学大师其人其事及其名言。梁启超、章太炎等无疑是国学的招牌，那么20世纪过去了，谁可以无愧于西学大师的招牌呢？绝代双骄严复和林
纾的著译已经淡出了当代人的阅读视线，眼下，花花绿绿的速成编译书正急剧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柳鸣九先生主编了一套“盗火者文丛”。第一辑首选冯至、李健吾、梁宗岱、卞之琳、萧乾、绿原、高莽、蓝英年、许渊冲、柳鸣九十位学者的文章结集。如果出版社亏得不厉害，那么周作人、朱光潜、罗念生、王太庆、傅雷、朱生豪、孙用、徐梵澄、金克木、季羡林、查良铮、田德望、杨周翰、王央乐、草婴、汝龙、杨绛、钱春绮、叶廷芳、程抱一、巫宁坤诸家文字便能够作为第二辑、第三辑出版，大概30种左右，我们就可以据此估量20世纪我们的西学实绩了。
翻译这个行当，职业的、业余的，很多很多；但真正能够得到一门外语的神髓的，很少很少；能够用中国人的灵魂来观照西方文化的，无疑更少；能够有一副别致的文笔把应之于心者应之于手，肯定凤毛麟角。“盗火者文丛”的选目就是朝着这个标准，但是不是就网漏无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朽于未来，这里的文章选篇就一定代表了作者最优秀的水准？我们只能说，这套书有这个高的标的。像绿原、高莽、蓝英年、许渊冲、柳鸣九诸先生都是自选集，其他有的是由他们的子女来选，有的由他们的学生或者研究者来选。把他们的文章大致归类成组，同时每人一篇厚重的学术论文代表作压住各集子的阵脚；附录附有每人的学术小传和著译作品书目。这些属于学者散文所特有的东西，给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研究现当代思想和文学的人都明白，不了解国外思想，就没办法将现代思想、现代文学的研究深入下去。一些翻译大家翻译的文字往往好于自己创作的文字；我们最优秀的新诗诗人往往身后站着一位外国“叔叔”，例如郭沫若之于惠特曼，李金发之于波德莱尔，戴望舒之于洛尔卡和艾吕雅，艾青之于凡尔哈伦和叶赛宁，冯至之于里尔克和歌德，穆旦之于普希金和艾略特，北岛之于特朗斯特洛姆。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这些在翻译领域卓有成就的人，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惠特曼哺育的不单单是郭沫若，艾略特哺育的也不单单是穆旦。诗人简宁说，其实他们那一代诗人的书桌上也大概就是摆着这么些书。像诗歌，如果翻译得糟了，基本上就一无是处。有人捧着译本，死活不明白怎么阿波利奈尔、特拉克尔等就那么卓越。郭沫若、冯至、穆旦、卞之琳等译笔精湛，倒并不仅仅得益于他们对外国文化的深度把握，对所译作品的同情理解，也同时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也就不仅仅是那些让我们摆在案头的优秀作品，同时是一种启示和精神：启示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一种融会贯通的思路，一种求善求真的坚韧力量和探索精神。
即使等而下之，我们依据这套书，也可以拓宽我们自己对语言、文字和文体的理解。从最低标的来说，我们也可以依照这套书里所涉及的名字，来提高我们买书的品位，辨别哪些翻译书属于苦心孤诣的创造，哪些属于汉语对汉语规避版权的结果。或者说，在我们遭遇王小丫等关于国学、西学、外国文学、现代文学的提问时，不在现代传媒的“夜航船”上丢丑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