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守着一座孤城。特型演员，这个并非中国仅有，但是却在中国最为壮大的群体，发展至今，已逐步陷入了围城。
其实一直以来，每个特型演员都会面临各种困扰，这些困扰有来自外界的，也有来自自身的。但不管怎样，他们大多数人都顶住了压力，依然在特型演员这个行当里努力着。
特型演员究竟面对着一些怎样的困扰？他们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记者日前调查和采访了多位特型演员。
困扰一：“修身”求效果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大多数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要承受的第一波“攻击”居然是减肥！为了更好地扮演毛泽东，首先在体型上要下不少工夫。张克瑶演的多是中老年时期的毛泽东，但有时也会涉及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所以张克瑶也曾面临减肥问题：“当年我已经44岁，减了28斤。”他说一方面是因为年轻毛泽东比较瘦，另一方面，上镜会在视觉上将人拉宽了，因此演员必须瘦一点。而另一位特型演员章飞一绝更甚，在《毛泽东在武汉》一剧中，他要从20几岁演到70多岁。而要成功扮演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以他165斤的体重，根本无法说服观众，所以导演对他提出的第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减肥，并且要在一个月内减到130斤。因为剧情里有毛主席横渡长江的镜头，章飞一绝不会游泳，所以他就去游泳场减肥，一举两得。在水里游了半个多小时后，他觉得头晕，马上上岸，可刚爬到游泳池边就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医生说，造成休克的原因正是减肥过度。王说自己扮演毛泽东，在“形似”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身材过胖：“演青年毛泽东应该减肥，减肥成功了化妆师才能给我化得像，为了拍《毛泽东去安源》，我就减了20斤。”
困扰二：脸上细“雕琢”
如果说减肥是在身材上做文章，那么造型就主要是在脸上做文章了。
在普通影视剧里，除了个别因特殊要求需做特殊造型的演员外，大多数演员不需要在脸上“大动干戈”。但是作为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扮演广大人民群众熟悉的领袖人物时，任何外形上不相似的小瑕疵都是不被允许的。
刘劲告诉记者，古月在和他共同演出电视剧《邓小平》的时候，因为要扮演老年毛泽东，其浓密的头发和老年毛泽东形象不符，所以必须戴上一个稀疏的发套。要粘牢发套必须用胶水，胶水中含有酒精，古月又天生对酒精过敏，但为了演好主席形象，他硬着头皮上了。一天下来，古月的额头开始发炎；一个星期过去了，古月的整个额头开始溃烂。等到去医院检查时，额头上一圈肉都发黑了，刘劲在边上看着都觉得心酸。
脾气温和的卢奇，最受不了的是在夏天粘着人造皮肤拍戏：“我不敢在夏天接老年小平的戏，因为每天化妆师都会在你脸上贴满不透气的人造皮肤。皮肤没几天就会发炎，艰苦的时候只能用酒精消毒，皮肤很容易烂。”更糟糕的是，这类影片一般预算都十分紧张，没有多余的经费用来保养演员的皮肤，吃过苦头之后，卢奇对夏天拍片望而生畏。
扮演毛泽东的张克瑶觉得化妆很不容易：“首先是发式，这是最主要的。再就是鼻子和眼睛。”拍摄之前，脸上每一个小细节张克瑶都要细细打磨。就连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形似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也总是精益求精：“我的头发需要再剃一小块，因为我的额头没毛主席那么饱满。第二点就是加颗痣，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发型。”
刘劲的经历比较有意思，他是在拍摄《宋氏三姐妹》时，因为演出张学良而被资深造型大师王希钟发掘的。当时王希钟告诉他：“你可以演周恩来。”他不信，后来《遵义会议》剧组找上门来，王希钟为他定妆之后，他才大吃一惊。不过他的眉毛和头发都得重新做，他告诉记者：“长期修改眉毛，我都开始长长寿眉了。”
困扰三：形似难神似
过了外形关，自然就该考量是否“神似”。
古月曾提过，自己第一次在《西安事变》的演出中就出了洋相，一开拍，他就学老年毛泽东走路手往后边摆，但剧中的毛泽东还是个中年人，幸好当时有人把他点明白了：“通过《西安事变》我领悟到一些东西，你不像而大家对原型又很熟悉，就会跑戏。”
古月还曾经回忆了自己的一场戏———雪夜，卫士端了一个火盆，上面放着一个玉米粑粑。按照原剧本，毛主席拿着粑粑一面吃一面想，就结束了。后来古月主动和导演沟通，将剧情改成了这样：卫士端火盆递块粑粑过来，毛主席饥寒交迫，拿过来就想吃，一看小战士在身边，就掰了一块给他，小战士说不饿，毛主席说怎么会不饿，执意给了他。刚准备吃剩下的那块，又想到马上周恩来就要来谈情况了，于是再掰了一半。“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很重要，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要神似，就要过语言关。张克瑶虽然是天津人，但在声音方面被公认最像毛泽东，湖南话说得很好，这和他平时的用功不无关系。王则表示，自己当年拍了一部同期声的影片叫《毛泽东与斯诺》，难度特别大，也是他第一次用湖南话演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比较赋有朝气，我觉得应该讲普通话。年纪大了之后，讲湖南话则比较合适。”在慢慢的积累和尝试后，对于该用怎么声音塑造毛泽东，他有了自己的心得。
刘劲告诉记者，经过一批人的共同努力，终于让领袖人物的形象丰满了起来，更鲜活、更个性了。而在语言方面，观众一度是对领袖原汁原味的乡音十分熟悉，从《开国领袖毛泽东》开始，演员们尝试着说普通话，一开始大家并不习惯，还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但到了《长征》，这样的演出方式就基本得到了认可。
困扰四：耗时收益薄
说得不好听点，当特型演员其实“吃力不讨好”。往往一部片子拍几年，只能拿到很少的片酬。卢奇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重大题材影片只有奖金没有片酬，好比《大决战》，三年拍下来，我总共拿了3000元奖金。”
特型演员的片酬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张克瑶说：“演领袖谈价钱，一直是很尖锐的问题，包括现在拍电影、电视剧的价格都很低，比如说上次拍一部600万元投资的《毛泽东去安源》，我根本没敢谈价，他们的定价是5万元钱，你去不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演出也一样。我根本不想找人去谈价，或者自己去谈，因为觉得演毛泽东已经很光荣了。”
“走穴？当然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来邀请的人还很多。不过我基本都不去，一是没时间，二是很尴尬，要去也只是以演员身份去，绝对不会以领袖形象出现。现在很多不相干的场合都会邀请我扮成周恩来的样子去台上走两圈，说几句话，但在现场根本就不是那个氛围，很别扭。”刘劲这样告诉记者。“而且一旦你演了领袖人物，走在大街上，别人也不把你当本人，见到你会像见到领袖一样高兴，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
困扰五：难当“平凡”人
别的演员卸了妆就是自己，但特型演员不同，走到哪里，人们还是会叫他们“毛主席”，张克瑶的“遭遇”就是如此，每次他只能说：“不敢不敢，这样叫不好。”此外，围观也是特型演员们常常面临的尴尬：“有一次新年时我到湖南演出，在剧场里给大家拜年，从舞台上走下来，全场都沸腾了，有的妇女把孩子抱过来，让我摸摸他。旁边的人在喊‘毛主席万岁’，他们一激动，我就很激动，我就喊‘同志们好’，结果摄像机都被挤到地上去了，人太多了。”
虽然有不小的荣耀，但也给演员们带来了很多困扰。刘劲说：“比如说，你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到夏天就穿拖鞋、背心去逛街，也不能饿了就跑到大排挡去吃饭。因为大家都认识你，甚至认为我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记得有一次我打车回家，司机认出了我，跟我聊了一路。快到家时，我让他给我绕到菜市场去一下，他就问我，这么脏这么乱，你来干嘛？我说我买菜回家做饭啊？他一下惊了，他说，你居然还要买菜做饭？我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不吃饭呢。”
困扰六：定位不清晰
唐国强在听明记者的采访意图后，说了句“我不是特型演员！”然后明确表示拒绝接受采访。
“可是你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你所塑造的毛泽东啊。”记者说。“谁说的？”电话那头的唐国强显得有些激动：“我还演过《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还有《雍正王朝》，这些角色留给观众的印象一样深。我再重申一次，我不是特型演员，我是一个专业演员。”“那么，你这样说是不是代表毛泽东只是你演过的众多角色中的一个，对你没有特别的影响？”唐国强反驳道：“我演过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对我来说都有特殊意义。对我的事业、生活也都有影响。”说完就匆匆挂掉了电话。
在此问题上，刘劲和唐国强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特型演员这个词怎么来的？当时要拍电影，要找跟领袖长得像的。而在演员群里又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才全国各地去搜罗，找来了给他安了这样一个称呼叫特型演员。其实这个词早就该消失了，因为现在的一批特型演员，都是专业演员出身。我们除了可以塑造领袖人物，还可以塑造其他角色。”记者问：“那你想去演其他角色吗？”“当然想，一个演员老是重复劳动，同时又想在这样的重复劳动中找到突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刘劲的回答很客观。
坚持的理由 这段历史不能空白
既然作为一个特型演员，要面对这么多问题，吃这么多苦，他们又为什么坚持呢？
卢奇说：“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很不容易，对于我来说，能够演好小平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是我的愿望。艺无止境，我还没把小平完全演到位，还要继续演下去。”
正因为有这个信念，卢奇总是放不下“邓小平”：“他各个时期的精神状态、阅历见识都不一样，因此不同时期的小平是不一样的，在模仿的前提下重现他当时的思想境界、语言与形体动作，这是一门艺术。”
而古月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演主席是我终身的任务。现在我最想演一些鲜为人知的老年毛主席形象，包括文革那段时间。因为这段历史不能空白，我们要对后代负责。”
刘劲告诉记者：“演了这么多年，我整天都在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里徜徉，我对这个人物也有感情。”刘劲说：“我现在很寂寞、孤独。我的寂寞和孤独是因为我没人可以攀比，也没有参照物了。一个人和自己较劲是很痛苦的。虽然我演的是同一个人物，但我还没把这个人一生的所有阶段都演遍。等我都尝试过了，也许我已经50岁了，那时候我再去演其他角色，驾驭能力肯定也更高。”
(感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曾玉 邱俪华 朱美虹/文
